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到现在，我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个阶段性指的是什么？阶段性是指疫苗在全世界普遍接种之前的这段时间。虽然这段时间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孰优孰劣，谁做的好，谁做的差，大概已成定局了。可以说，这段时间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迅速变化。一开始，武汉首先发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那时候中国压力最大。3月17日，我国内地首次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中国进入新常态。而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很多欧美国家的疫情愈发严重。

　　现在快到年关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总结一下：为什么中国“风景独好”？这个问题不但中国人要思考，全世界人都要思考，特别是欧美国家更应该思考。是不是因为中国临床救治能力比其它国家强呢？肯定不是。是不是中国基础医学研究先进呢？差得远，跟发达国家差得远。是不是中国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公共卫生进步呢？中国还是个追赶者，差距很大。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理论研究走在前列呢？不是，我们也是个学习者。这些都不是，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风景独好”。

　　那么原因是什么？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是百年不遇的大事件，它已经超出部门的应对能力了，关键在于中国的举国体制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动用国家机器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它发生在战争、社会大动乱、重大灾害出现时，需要通过政府最高决策人走在前面。

　　作为首席专家19年，从我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西方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是个平面的、静止的，而中国当下做的实践是动态的，每个时间点应该做什么，需要有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战斗部、后勤部等等。

　　举国体制应对传染病大流行，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百年以前的事。那时1918年-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全球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万，在此之后西方国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对中国来说，从SARS开始我们就经历了一次举国体制的应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又是一次举国体制的应对，可以说中国具有了一些经验。

　　如果要对这次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做总结，我觉得仅仅从这段时间来看是不够的，应该从SARS之战开始总结。为什么呢？因为在SARS之战中，初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中国公共卫生没有做好准备，中国临床没有做好准备，疫情公开化的思想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那一仗打得非常困难。但是在这之后，我觉得我们建立了很多的SARS之战的“遗产”，这些遗产确定了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不是以高科技防治为主，是以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为主。另外是战时状态的联防联控，特别是首都SARS防控指挥部，它把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联合办公，跟过去层层汇报、部门协调大相径庭。现场调查传染病自然史；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免费救治策略；中西医结合；科研攻关与疫苗研究；关闭医院感染严重的医院；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专家、官员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干部追责制等等，都起源于SARS之战。

　　正是SARS期间有了这么丰富的“遗产”，所以可以把这些“遗产”连续性平移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我们没有经过那些再反复的探索，只是早期有一点小的风波而已。

　　武汉不是疫源地，是发现地而已。为什么？原因在于2003年SARS之战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监测系统，警惕与监测能力居于世界前列，我们保持着高度警惕。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系统，所以武汉早期的医务工作者首先提出了有不明原因肺炎。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觉得SARS的“遗产”不但照单全收，而且有重大创新发展。总体来说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联防联控；疫情公开化，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社会；中国率先分离病毒，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研制核酸诊断试剂；高级别专家组发声；中央督察组督导进驻；建立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经验、物资支援全球防控；宣布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研究进入国际第一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