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发展等方面获得了质的飞跃,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在西方国家占据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只能被剥削、被掠夺,甚至西方资本力量的肆意干预还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而是成为资本控制下的附庸。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发展机遇,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呈现群体性崛起,这或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由此带来国际体系的深刻调整,整个世界的面貌将焕然一新,不能不说是一场“全球大变局”。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国家治理的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在架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时凸显民族特色,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党的集中领导显优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对抗关系,实现资本增殖是资本家的唯一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不能摆脱党派纷争与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三大改造,初步实践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总结前期探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中国共产党能够基于科学的决策,立足于全国的整体和大局,积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科学有效调配各领域各层级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难题。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规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显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
第二,科学理论创新保方向。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中华民族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在选择中不断淘汰的过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效仿、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激情都不能被历史接纳,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最具吸引力的选项。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次解开了社会历史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谜”,雄辩地证明了走向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真正趋势。当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便吸引无数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孜孜以求,并把它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日益成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党在面临多次重大选择时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确保了中国道路的正确发展方向。百年来,从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到改革开放时期名与利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第三,为民初心永不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叶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成长为在世界之海中稳步航行的巨轮,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就在于我们党永葆初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做到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决策与执行的统一, 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 从而使人民群众积极主动自觉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世界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场疫情防控考验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无效治理、制度腐败、社会撕裂、混乱动荡、自私人性等弊端顽症得以充分暴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到有效执行,迅速控制疫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戮力同心,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第四,命运与共有担当。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利益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寻求某种特殊权力或特殊利益的存在,也不追求少数国家和群体的私利,而是要实现全人类利益的普遍增进和共同发展,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解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唯我独尊的高傲姿态,打破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缓解南北矛盾、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种合理追求,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阶段,以“人类解放”或“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诉求,这意味着,它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视域出发,对现存不合理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反驳与批判,是对“历史终结论”的突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打破社会制度对抗的思维,坚持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有效治理全球问题提供全新视角,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基于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就人类“往何处去”的问题作出时代回答。它既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前途命运,也致力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理念,也深深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照人类生存境遇、推动人类全面解放的国际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