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然而，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对于美国等国家起步较晚，直到1956年才成立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该所后来发展为外交部直属研究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该研究所在研究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时，也对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研究。

　　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稳步推进，为其提供学术支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2015年，教育部印发实施《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后，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讨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会议也越来越多。

　　笔者曾参加过多次讨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会议，发现与会者大多是梳理本单位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成就，或是介绍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者分析某个国家或区域的新形势，而很少有人讲国别和区域研究面临的问题。在全球化转型、深化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等背景下，我国以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愈发凸显出来。为了使区域国别学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必要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并找出问题的症结及应对之道。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国别和区域研究始终面临着以下七个问题。

　　一是研究人员的数量不够。在全国范围内，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的研究人员或许有数万人之多，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高校教师，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教学而非研究。换言之，专职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很少，其结果是，许多国家无人研究或者研究相当薄弱。例如，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中国台湾地区“外交”的“重镇”，但全国范围内对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持久性的跟踪研究的学者门可罗雀。

　　二是研究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研究人员主要是政治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等专业出身，以及外语专业出身。其中只有少数杰出人才能两条腿走路，即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三是经费较为不足。不容否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研经费的快速增加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但是，就国别和区域研究而已，我们很难说是“不缺钱”的。除极少数知名智库和知名高校以外，经费不足始终是所有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面临的一个难题。

　　四是学术论文发表相对困难。论文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主要科研成果形式。论文的发表既与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挂钩，也与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不愿意发表国别研究的论文（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大国是例外）。由于论文较难发表，许多研究人员只好放弃对中小国家的研究。

　　五是资政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不尽人意。国别和区域研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提供高质量的资政报告。能否提供高质量的资政报告，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研究人员要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高的政策敏锐度；二是资政报告的报送渠道应该畅通和便捷。应该说，目前这两个方面的现状都不能令人满意。

　　六是学科建设相对滞后。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国别和区域研究应该以厚实的学科建设为基础。否则，这种研究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诚然，一些高校开设的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世界经济或外交学的课程会涉及一些国家的国情和区域的基本概况，但这种课程不成体系，缺乏教材，既不利于培养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也不利于授课老师的自我修炼。

　　七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存在一定程度脱节。国别和区域研究由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组成的，两者理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研究人员往往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厚此薄彼，各自为战。其结果是，基础理论研究只能阳春白雪，应用对策研究只能隔靴搔痒，无法提出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这些应对之道：一是要充分利用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的人力资源优势，尽快扩充国别区域研究的研究力量；二是要通过强化研究人员事业心和开办培训班等手段，强化其研究能力；三是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解决经费不足的后顾之忧；四是要改变当前论文发表困境，鼓励更多的研究人员从事国别研究；五是要畅通资政报告的报送渠道；六是要尽快编写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教材，在有关课程中增加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内容；七是要在职称晋升、课题申报和优秀成果评选等方面一视同仁地对待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