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的任务，认为只有这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个仼务所强调的“具有自身特质”、“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人前进的方向。这个任务史无前例，既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齐头并进，又要有重点学科首先突破、领先垂范，取得全面胜利。五年来，在“5·17”重要讲话精神鼓舞和鞭策下，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人正振奋精神、迎着巨大的挑战奋勇向前，开创史无前例的业绩。

　　“体系”建设史无前例

　　1．历史上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体系性研究几乎没有文本记录

　　回顾历史，从古代先贤编纂《尚书》、《四书五经》算起，历朝历代编纂的文献不计其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几乎找不到系统性、体系性研究的成果文本。编纂学发展的显著成就是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学说理论，但是至今没有解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体系性认识问题。即使近现代发展起来的文化史、哲学史、学术史等研究成果，通常也只是发展过程的研究，与编年史研究成果相类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历来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景象。人们常言及“四书五经”，其实类似的典籍汇编多得很、不胜枚举，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说”“理论”的多元多样性以及对多元多样性的尊重。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派林立，呈现学术发展的兴旺。不过，近现代学界首先关注的学说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学与道学是纯本土性学说。受“独尊儒学”的熏陶，人们都以为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且言必及孔子。现代许多人将儒学尊为“国学”，还有高等学府为儒学挂起了“国学院”牌子。这种认为儒学可以囊括全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倾向，不免有些粗糙、武断。对古代的每一位学人来说，“读万卷书”是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成为大学问家的标识。如果一生都在“皓首穷经”则可以成为学界的美谈，受人尊敬。然而，未能阅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貌的人确实也多的是。在坊间曾经流传“知识多如牛毛，人们只知其一腿”的说法，足见当年要知“全貌”的难度。欲知“全貌”如何，看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开展系统性、体系性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学理上的系统性、体系性

　　仅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而言，尽管许多人将“孔孟之道”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但是孔子并不这样认为。《论语·八佾》里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意是周礼借鉴夏礼和殷礼，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相当丰富完备，所以孔子遵循周礼的学说理论。据此，“克己复礼”成了他的奋斗目标。换言之，他的学说理论源头在周朝，与周文化有内在系统性、体系性的联系。但是“孔孟之道”的信仰者似乎并不买孔子的账，或许认为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言而不必当真 。可见由于缺乏系统性、体系性研究，即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源头仍是众说纷纭。

　　因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思想是否具有系统性、体系性存在如何客观认识的问题，但至少不能否认内在学理性逻辑演绎体系的客观存在。周朝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周文王“演周易”、定周礼。先秦时期，不仅孔子尊《周易》而且各派学说尽管各领风骚，但是都尊《易经》为“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可见《易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源头”地位及其学理性对各派学说的深刻影响，都足以让人感觉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中客观上存在一个逻辑系统，存在一个学理性体系；这个系统性、体系性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换言之，如果说各派学说思想都是对“大道”的表达，那么学理的源头都认为来自《易经》，故谓之“大道之源”。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自己的逻辑系统、学理体系，不仅不能轻易否定，而且需要人们去感悟、去求索、去发现，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逻辑系统、学理体系也并非是无踪迹可寻、不能顺藤摸瓜。

　　当然也有人认为“儒学”的创世者是周文王。即使如此，是否意味着周文王创立的学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源？恐怕也未必。因为《易经》还有自己的源头。对于《易经》的起源，人们通常认为是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84岁那年，被商纣王囚于羑里城期间所作的《周易》，因而《司马迁·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然而，《易经》起源文本不仅有夏朝的《连山》、商朝的《归藏》说法，而且还有伏羲氏创八卦的说法。而田野考古调查提供的证据却是八、九千年前就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据位于浙江义乌桥头村的“桥头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一个9000多年前的红衣陶瓷不仅造型几乎可以和唐宋时期的瓷器嫓美，而且纹饰直接以阴阳爻的图形出现，与流传至今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完全一致。这不仅足以说明《易经》文化源远流长，并且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至少向前上溯了两千至三千年。如果说伏羲创八卦至今仍然只能作为传说来看待，那么在“桥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瓷器皿上的阴阳爻则是真实的，证明在上万年前远古先人的思维逻辑已经逐渐开创学理性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发现对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学理上系统性、体系性传承是有益的证据。

　　3．当代学者曾经有过开展学术系统性、体系性研究的多种尝试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开展系统化、体系化研究在当年进步学者中蔚然成风，并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这些优秀成果中，除了革命领袖的雄文高作之外，还有艾思奇在1934年出版的《大众哲学》。当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系统叙述，而且内容通俗易懂，让人耳目一新，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出版后一版再版，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的成长历程。此外还有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1952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0年）等著作在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都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上，前辈在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从学术上做过系统化、体系化的尝试和努力，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革命者头脑、自觉献身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再例如，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组织力量编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该书尽管是语录汇编，但大体上尽可能按当年基本认可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安排，因此，看来似乎具有某种学术体系色彩，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大势，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正如谢伏瞻同志所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多学科多维度、系统深入地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书写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是新时代我国理论界的重大历史责任。”以此为切入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已经变成广大学人的行动。新成果犹如雨后春笋涌现的日子正在到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指日可待！

　　和合共生理念演绎的学理性逻辑体系

　　《易经》用特有的符号表达远古先民对变化中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尽管非常抽象、玄乎，然而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却称赞《易经》是用一些具体的亊物实现了最外在、最偶然的东西与最内在的东西的直接结合。暂且不论黑格尔对《易经》是否看明白了，而中国先贤确实持续地从研读《易经》中逐渐感悟到了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发展的和合共生逻辑，由此在守正创新的逻辑演绎中发现了一系列社会存在与变化发展的普遍性原理，形成了一系列观察社会、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使用和合共生理念所演绎的学理性思维逻辑赋予了中华优秀文化内在的系统性、体系性，引领中华优秀文化内在地具有学理性逻辑体系。

　　任何社会都有特殊性，因而在人们的视野里出现社会的不同性、多元多样性；社会的多元多样性之间在矛盾、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也能形成多元多样的社会结合形式。因而，中华民族先贤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万物“和而不同”地存在；另一个是万物“和实生物”中变化发展。这两个基本判断归结到底就是和合共生。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和而不同地存在意味着生存；其次，和实生物地变化发展，不仅意味着和合的必要性，而且形成了不同个体的群体性生的持续；再次，这两者合在一起相辅相成，构建了和合共生的社会与世界。

　　据此，知识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做出了不同表述：有的说是“和文化”，意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不同万物之间结构状态对和的崇尚与追求；有的说是“和合文化”，意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注重不同万物之间的结构状态以和合来实现途径的同时，突出了和合的重要性。据此有人致力于“和合”的专门研究，将“和合学”变成了一门学问；有的说是“和生文化”，意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强调不同万物之间和合在一起的结构状态，而且强调追求生的持续、共同生生不息，因而更接近“和实生物”的判断。……这一系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表述，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万物之所以能够共存、共处、共生的基本条件，各有自己的合理性。然而对系统性、体系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仅讲任何一个侧面都不全面，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万物和合共生有一个内在逻辑：第一，万物相关的各方尽管相互有差异甚至矛盾，但是客观上原本就具有共生性，不是人们创造了共生性。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万物负阴抱阳”的共生状态具有客观性，不是臆想的；第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为不同的各方客观上原本就存在的共生性创造实现的可能，亦即不同的相关各方获得能够和、能够和合的基本条件；第三，万物的“生”原本具有内在动力，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要在和、和合过程中（如黑格尔所述在“实现最外在、最偶然的东西与最内在的东西的直接结合”过程中），激发内在“生”的动力；第四，不同万物既以个体形式出现于世人面前，又在相互之间以相生相克、互联互通、环环相扣构成系统性、体系性结构状态。换言之，任何个体（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不仅存在于群体之中，而且存在于系统性、体系性结构状态之中；第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学理性逻辑体系，客观上植根于万物和合共生存在与变化发展结构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主观对客观的表达。

　　1．万物“相生相克”，具有互联、共生的普遍性

　　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上，“我为什么是我”曾经都是一个难题，由此推而广之，带来了对万物联系性的思考与认识的不断深入。欧洲学者是如此，中国学者也是如此。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讲相反相成、相异相合，不仅与对万物联系性深入思考关联着，而且与转化成《易经》逻辑的守正创新成果关联着。无论是相反相成还是相异相合，其中的核心观点是相生相克；如果没有相生相克的联系性、共生性，那么既不可能相反相成也不可能相异相合。相生和相克，其实是万物变化发展的一体两面：有相生必有相克，既同时存在又同时发生，具有共生性。生物界的共生性有依附、攀附、寄生、宿居等现象存在，但是人之间具有意识的本能性会抗拒这类共生，也同样是由相生相克性所规定的，因为人具有主体性。

　　相生相克是指万物互联，谁也离不开谁，都存在于系统、体系之中。按照物理学原理，异性相吸、同性相斥，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按生物学原理，“相生”是万物有灵，均是生命有机体组成部分，有生长必有衰亡，都是在持续的新陈代谢共生过程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此外，还有化学等学科都能证明万物互联共生中相生相克的变化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种命脉相连性，显示山水林田湖之间在相生相克中构成联系与共生的结构性。

　　相生相克是指，万物共生均都以他者为存在和变化发展的依据。万物共生显示在生命有机体方面是以命脉相连、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来显示抗衡矛盾、对抗冲突的价值。因此，万物之间不仅有相生相克性，而且相生中有相克、相克中有相生，相克不能否认相生，相生会形成新的相克可能，并在相生相克过程中构建了万物的系统、体系的结构性，使万物均以他者为存在与変化发展的依据。换言之，按照万物相生相克原理，共生并不意味着处处平安无事、时时诸事顺遂，而是需要为了实现如何持续“相生”而不断处理如何“相克”及“相克”带来的问题，要关注可能存在的危害与风险，要当心犯颠覆性错误。“相克”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价值取向是使新陈代谢、新旧交替成为万物变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因为万物共生，大到宇宙间的联系、小至微生物间的联系，无论是自然界的联系还是社会关系都具有相生相克的系统性、体系性，因此，人们需要坚持系统性、体系性思维：人们要关注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相生相克，既要防止认识的片面性又要防止整体性、全局性变化发展失衡，并且需要强长板来引导变化发展，需要补短板来建立发展的平衡性、提升发展的整体水平；人们需要关注安全性临界度，需要有底线思维；人们需要关注风险的传导性，需要有安全隐患意识，防止出现“黑天鹅”“灰犀牛”之类的事件 ，形成安全与发展的统一性……因此，考察世界万事万物的安全性并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对抗冲突，而在于相生相克因素的存在是如何构成的，以及有无可能实现相生相克的系统性、体系性平衡。

　　相生相克是指万物和合共生的结构。人的多元多样性自我实现不仅存在于相互寻求适应、满足对方生存与发展的多元多样性需要的过程中，而且只有通过相互和合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和合是面对矛盾对抗冲突寻求匹配、契合、协调的相生相克的过程。放弃和合寻求自我实现，就意味着横行霸道。换言之，人的自我实现不仅是在共生中实现，而且是在和合中实现，因此，自然地带来分工与合作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彰显和合的必要性，并由“自然地产生的分工”演进到“真实的分工” ，使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和合共生结构成为社会系统性、体系性，成为社会和世界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相生相克是指人人均存在于和合共生的结构性网络体系中。人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都是以他者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为依据。任何人为满足多元多样性生生不息的需要，不仅存在与他者多元多样线性连锁，在适应、满足他者自我实现的同时获得自我实现，在分工与合作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而且会形成由多元多样线性连锁编结起来的纵横交织结构性网络，这客观上造成人人均存在于无数纵横交织的网络结构体系之中。就此而言，人的共生性不仅是普遍地与他者共生，而且是生存与发展存在于一个网络结构体系之中。这是人人可以感受得到的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马克思说：“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意味着人以及由人在冲突与融合结合而成的所有行为体，不仅均具有共生性而且生存与发展均普遍地存在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网络结构体之中，这种网络结构体系的存在与变化发展趋向，就是万物存在与变化发展的系统性、体系性。这种系统性、体系性的各个构成部分运动变化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因此所谓对系统、体系的研究不是为了发明系统、创造体系，而是揭示万事万物客观存在的系统、体系以及其内部结构，揭开内在变化发展规律性。

　　按相生相克原理，万物之间不仅互联、共生，而且“相克”。“相克”不仅意味着矛盾对抗冲突，而且意味着被逼需要相互和合、互变（你变我也变）以寻求相互适应、匹配、契合。天冷人要多穿衣，天热了要寻求凉快，都是对“相生相克”性引起的自然防御性互变反应。昆虫、动物都有适合环境的保护色，候鸟有适应气候变化的迁徙习惯，也都是对“相生相克”自然做出的保护性行为。如果不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就会引起各种问题，包括曾经存在于世的庞然大物——恐龙之类都消失了。同样，今天中华民族近l4 亿人口要依靠自己努力摆脱贫困富起来、不再受人欺负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抑制的。

　　2．万物之所以能和合共生是因为具有内在的学理性逻辑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和”、“和合”多处可见。或许中华民族先贤早已感悟到“和”的含义，不仅三千年前就铭刻于甲骨之上，而且给予广泛使用。但是，在中华古代文献中却难觅“共生”概念。或许先贤觉得“和合共生”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于是画了一个“太极图”来表达。据田野考古调查发现，在陕西永墨韵太极靖出土的双耳彩陶壸（现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表面的双龙太极图案，与当代人们所见到的“太极图”相类似，而这是距今6500年前的事 。当然，这是否一定是“太极图”的远古时期原型很难定论，但是也不能否定“太极图”有着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而现在人们所见到的黑白相间、类似头尾相连两条鱼所呈现变化万端的“太极图”，据传是宋朝道士陈抟传出，由此表述的“和合共生”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道德经》断言，世界是由“万物负阴抱阳”所构成的。这意味着“太极图”的基本含义是与老子的这个判断相通的。按照老子的判断，世界万物的存在不是一个个孤立、简单的堆积、机械性的共存共处，是类似生物有机体的相互结合、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互相帮衬的和合共生有机体。老子不仅用“万物负阴抱阳”回答了什么是共生，肯定了共生是共存共处的前提，而且在《道德经》中对和合共生做了具体的阐述。我们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以共生性为逻辑前提。如果说老子用“万物负阴抱阳”来解释万物共生的存在状态，那么万物变化发展状态又是如何引起的？中华民族先贤认为，万物在阴阳和合中共生、共变。

　　《荀子·礼论篇》讲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为人们展示了“合”而“生”、“接”而“变”的无限可能，以及为实现无限变化可能而“合”、“接”创造无限条件的必要性。当人们接受荀子这类观念时，才会相信这种努力会使万物能够“和实生物”。亦即万物因和合而“和而不同”地共生存在，在“和实生物”过程中变化发展。

　　荀子的判断使万物和合共生成为推动矛盾对立冲突发生革命转化的理念。应对矛盾对立冲突，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这个说法说到底就是要敢于和合、善于和合。即使遇上最大的风浪都能顺势而为、破浪前进，这就是舰船舵手的本事。荀子的和合共生理念即使在面对矛盾冲突的当今世界也为“后相互依赖时代”如何相处提供了最佳选择。万物互联、万物共生之所以发生，既有直接因素又有间接因素，既有有形的因素又有无形的因素，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人类历史就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和合共生中走过来的；事实是世界并没有因为社会矛盾对抗冲突的存在而停止前进，历史也并未因此而中断。或许人们最初直接感受到的和合共生行为是物物交换，亦即双方都要将自己手中的东西卖出去来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这种买卖的本质就是和合共生，在学理上就是双方的自我实现都是在相互适应、满足对方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在物物交换过程中会发生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个过程就是和合。当代世界的和合共生的存在已经发展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后相互依赖时代”，所以，在研究相互矛盾、相互对立时务必要研究如何将矛盾对立转化为和合共生。

　　3．和合共生的学理性逻辑原理

　　中华民族先贤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将经验给予科学地抽象，形成了一系列和合共生的学理性逻辑原理。这些原理包括：

　　（1）相异相合的普遍性逻辑

　　中华民族先贤认为社会“和而不同”地存在是正常现象，显示了社会的多元多样性、丰富多彩性。其实“不同”具有多元多样性：细微的差异是一种“不同”，完全不一样也是不同；形同实不同的是“不同”，形与实均不同的也是不同；能够平静相处的不同是“不同”，势不两立的不同也是“不同”，甚至闹得天翻地覆的仍是不同……万物之间不管如何“不同”都能经过和合实现共生，这就是相异相合的普遍性。作为普遍性逻辑强调的重点是“相合”的各方必须是“异”，相互之间有不同、有区别。为什么？因为相异相合的关注点在“生”，是经过“相合”达到“生”的目的，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和实生物”、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先贤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因此，相异相合的普遍性逻辑路径是：相异——和衷共济地和合——相生。中华民族先贤相信一般性的“相异”是能够在相互和衷共济的和合过程中获得和合。

　　（2）相反相成的普遍性逻辑

　　相反相成是相异相合极端状态的变化发展趋势。“万物负阴而抱阳”显示的就是相反相成趋势所带来的和合共生状态。由于如何“负阴”、如何“抱阳”各自具有多元多样性，以及由“负阴抱阳”的契合、匹配、和合综合效应所带来的多元多样性，因而世界万物、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具有结构、形式的多元多样性，是以结构形式的多元多样性来适应相反相成的多元多样性。如果说一般性相异相合能在和衷共济中获得和合共生，那么相反相成要实现和合共生则少不了刚柔相济，或许还要反复较量。如何将这种抽象的表述具体化，不妨可以看一下榫卯结构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就可以发现“负阴抱阳”的效果如何。木结构榫卯营造技艺的特点在于将柱、梁、檩条、门楣和支架等通过榫头这种灵活、抗震的方式连接，在不用一钉一卯的情况下将木构件联锁在一起。因此，相反相成的普遍性逻辑是：相反——刚柔相济地和合——组合成某种形式的结构——和合相生。

　　（3）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在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产生

　　万物的存在与变化发展不仅是“万物负阴而抱阳”而引起的，更是多元多样性结合的形式带来的。无论是按照《老子·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还是按北宋学人张载认为万物存在与变化发展是因为均具有“一物两体”性，都表明无论是自然界的构成还是社会的多种多样形式的结合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既有冲突的洗礼又有融合的欢乐。就社会而言，“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个人为了私人目的而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结合具有必然性，因为个人的私人目的只有在参与各种各样社会结合的形式才能达到，在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中才能显示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才能寻求自我实现；当然，不仅相互之间的冲突难免，相互之间的融合也自然会发生，国家政权的出现不可避免，而且生产的分工与合作的发展成了一个重要途径，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无比庞大、无比复杂交织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把世界各国史无前例地结合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体系。

　　中华优秀文化的学理性逻辑

　　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丰富，既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支柱。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当务之需，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学理性思维逻辑合理因素同样责无旁贷。

　　学界有人认为中华优秀文化即使就论述、表达层面的逻辑也没有，这种判断言过其实、有点虚无主义。这种失实言论往往依据欧洲的逻辑类型理论。其实逻辑类型多元多样，既可按照实际操作性、“工具”性来分类又可按照学理性来分类。欧洲学者更多地关注实际操作性逻辑、“工具”性逻辑，更多地关注思维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规则。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欧洲学者为此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讲究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強调思维对象同一、概念同一、判断同一；强调在确定的时间内，一个思维对象只能占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強调对于事物的判断要有非此即彼的确定性。因而被称为形式逻辑。当然，这些成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非此即彼”观肯定了判断确定性的重要，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例如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群体性、人的主体性与人的共生性、个体利益之间、人的个体利益与人的集体利益、人的个体安全与人的公共安全等，“非此即彼”的思维规则显得呆板、僵化，不合情理，直接忽略了矛盾各方同时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事实，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排除了正确处理这种事实的可能。

　　如果认为思维逻辑仅此形式逻辑而已那就以偏概全了。思维逻辑还有另外一面，即思维的学理性规则，或者说是学理性思维逻辑，这同样具有一般性、普遍性，不但无法被形式逻辑所取代，反而能够合理弥补形式逻辑呆板、僵化的缺陷。例如按照“非此即彼”规则，国家重大决策按照欧美议会的议事规则只能用投票来决定，然而按照我国人大、政协的实践是用“协商＋投票”的办法做决定，坚持的是“全过程民主”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投票民主”。

　　对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群体性、人的主体性与人的共生性、个体利益之间、人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人的个体安全与共同安全等之类的矛盾性，按照“非此即彼”规则，两者不能兼得、不能兼顾，然而按照中华民族先贤的思维学理性规则却可以兼得、兼顾、统筹兼顾，可以相互包容、包涵。

　　欧洲人讲究思维的形式逻辑，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中国人传统上讲究思维的学理性逻辑，注重逻辑的合情合理性，既具有自己的特质、特色，又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通，也有一系列规则。如：“近取譬” 规则，“执两用中”规则，均（平）衡规则，统筹（兼顾）规则，包容性规则，和合规则，“和必中节”规则，“和而不流”规则，“两点论“思维规则，忧患意识规则，底线思维规则，“顶层思维”规则，整体性思维规则，体系性思维规则……都是思维的学理性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帮助思维避免呆板、僵化而且都是思想逻辑必须遵循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则。如果说思维逻辑不能违背形式逻辑规则那么思维逻辑同样不能违背学理性规则。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和合共生地持续存在与发展五千余年，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思维逻辑一直是遵循学理性规则演绎。形式逻辑规则与学理性逻辑规则，各有千秋、互有长短，这两类逻辑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

　　任何思维都有具体性，即使抽象思维也有具体性，而具体性就意味着特殊性。因此，思维还存在学理的规则性，亦即任何思维的具体性、特殊性都离不开学理性的逻辑规则。换言之，思维逻辑单靠形式逻辑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思维的学理性逻辑。尽管从学理上讲规则来自客观存在的实际、来自实践，但是一个国家的人的习惯采用何种规则，这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有关联，亦即每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受自己传统文化影响的一般性、普遍性思维学理性逻辑规则，即使反映在每一个学者身上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各国之间也存在互鉴互学、相互取长补短的可能。

　　例如马克思（1818年—1883年）与黑格尔（1770年—1831年）、费尔巴哈（1804年—1872年）都是德国人，其中马克思是犹太人，黑格尔是德意志人，费尔巴哈是日耳曼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论主张，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是“非此即彼”。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发现“合理内核”，这就是辩证法。马克思说，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克卜勒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毫无疑问，黑格尔哲学思想明显地从德国传统文化、古代欧洲哲学思想汲取了营养物质，然而他也重视其他国家哲学思想的研究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学理。他的《哲学史演讲录》反映了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该书中，他称赞中国的《易经》是“中国人的智慧”。认为《道德经》的主要概念是“道”，类似于西方人所谓的理性，认为《道德经》是关于理性和道德的书。黑格尔研讨每个哲学命题，一般都有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类似于《易经》太极图的正、反、和的三维形式，釆用三段式解读法，显示了典型的辩证思维特征。

　　马克思既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汲取了辩证法又从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汲取了唯物主义，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说《易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那么其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思维学理性逻辑规则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易经》演变过程又是传承不息、不断守正创新的过程，逻辑地演绎出一系列重要发展趋势性判断。不仅表明中华民族有历史传统文化遗存下来的一般性、普遍性思维学理性逻辑规则，而且显示了思维学理性逻辑犹如生物基因也具有历史传承性。如果说承认形式逻辑引领正确思维的价值，那么同样也应该承认学理性思维逻辑引领正确思维的价值。

　　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易经》为人们提供的既是历史上形成的世界观，又是历史上曾经延用不弃的方法论，其中不可否认地包含着思维的学理性逻辑规则。《易经》用阴、阳八卦来表达思维学理性逻辑规则似乎有点玄乎，在历史上还曾经是巫师的“卜筮”表达艺术，但是《易经》中有“合理内核”，因此可以科学地转化为对万事万物之间都具有对称性、相异相合性、相反相成性、相生相克性的认识。这也同时意味着思维过程对万事万物都要坚持两点论，要做正、反、和的三维思考，要名实相符、言行合一……并由此演绎出一系列思维的学理性逻辑规则。这些思维的学理性逻辑规则影响了无数无数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逻辑、思维方式，至今还在对人们做出合理判断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