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进行总结时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其中，“统筹开放和安全”首次出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这一富有时代意蕴的表述丰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彰显出新的价值内涵，对于在新征程上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在时代话语中把握开放和安全的辩证关系

　　要正确把握开放和安全的关系，应该在统筹发展、开放与安全的时代话语中寻找答案。在“统筹开放和安全”写入《决议》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提及这一表述。2020年11月，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出“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2021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加强改革创新系统集成，统筹开放和安全”。其中虽然没有展开阐述开放和安全的关系，却不难看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目的都是为了在新时代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2020年10月，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这一表述把发展、开放、安全相互联系起来，深切反映出开放和安全的辩证关系，以及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增强“三种能力”的具体要求，充分说明高质量发展是开放发展与安全发展的有机统一。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是国家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过去40多年，中国的巨大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面临重大调整，各国发展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日益凸显，而开放发展要解决的正是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只有主动把握经济全球化潮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进而为高水平安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没有安全的发展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必须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邓小平曾形象地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这一论述虽然并非专门针对安全问题而言，却在安全之于开放发展的影响方面，给人以深深的启迪。事实上，任何开放都是有风险的，而且随着开放广度和深度的扩大，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也会相应增多，但越是风急浪高，越要勇毅前行，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此时，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在开放中更多地考虑安全因素，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不断增强开放发展进程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

　　二、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都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会动摇，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须在扩大开放中统筹好开放和安全。

　　在扩大开放中丰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自2014年创造性提出以来，就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战略思想体系，在扩大开放中其开放包容性变得越来越强。例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最初涉及11个国家安全重点领域，时至今日已拓展至20个，其中海外利益、数据、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型领域安全，无不与扩大开放紧密相关，而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安全问题本身就发生在具有开放性的虚拟空间中。此外，要坚持以开放性思维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如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便清晰体现了这一点。这些论述使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对疫情防控本身和未来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皆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在扩大开放中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不同于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新时代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扩大开放重要战略举措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为例，党中央要求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但在制度型开放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相应安全风险，如自贸试验区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拓展金融服务功能、发展融资租赁业务等可能涉及金融风险，开放数据跨境流动则可能带来信息安全风险等。此时应着眼于风险预警防范，健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2019年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2020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对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近年来，我国还制定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数据、信息安全等问题从制度层面作出回应。这些说明在全面扩大开放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共同安全。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各国安全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封闭”“保守”的一面，亦是对“开放”“合作”不同程度的背离。但从长远看，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一个国家要实现安全稳定，必须在开放性思维下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支持扩大开放，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加强同其他国家对话与合作，携手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和普遍安全。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并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作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等“六个坚持”，清楚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显然，这要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统筹开放和安全，在安全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在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中推进对外开放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面对发展的新问题、安全领域的新挑战，坚持对外开放仍然是“关键一招”。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和大安全“两个格局”中把开放不断推向前进。

　　一方面，开放是新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坚持新发展理念可以说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开放”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的即是解决发展中的内外联动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对此既不能在对外开放上只讲“国内大循环”而进行大幅度收缩，也不能在对外贸易发展上，罔顾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我们仍需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次，在发展实践方面，进入新时代，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些无不说明“开放”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当然，对外开放并非“不设防”“无监管”的开放，如果说在“站起来”阶段，我们更重视安全；在“富起来”阶段，更重视开放；在“强起来”阶段，则必须统筹好开放和安全。

　　另一方面，开放是构建大安全格局的应有之义。第一，作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和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只能在全面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展开，而不可能关起门来回到封闭、隔绝的环境中进行。第二，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指引下，大安全格局之“大”也集中展现出国家安全的高度开放性，具体表现为各国在安全问题上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关系，我们不仅谋求中国一国的安全，更追求以“共同安全”“普遍安全”为目标的“大”安全。这需要摒弃文明冲突、零和博弈、霸权主义、集团对抗、以邻为壑等旧思维，通过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第三，开放也体现为在构建大安全格局上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开放性思维之于安全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其内蕴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深层精神理念，有助于从全方位、大视角、多领域思考谋划国家安全，从而真正构建能够对新发展格局起到保障作用的大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