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问题非常复杂。国关学科在国内是多元的，不同的单位都在做，而且深度广度都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诉求也不一样。学校的大小、性质、办学方向不同，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我这里借用《学习强国》的一个关键词——“大者”。所谓“三个大者”，即“党之大者、国之大者和学之大者”。我想从这三个大者的角度，谈三点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看法。

     第一个是“党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关学科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与发展的机遇。例如，从历次党代会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对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论述远超过以前的党代会。党代会总报告是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说明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其中有很多论述，从“新型大国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国家安全战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奋发有为”到“敢于斗争”，从“全球治理赤字”到“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对金砖国家、G20、上合组织、亚信峰会、达沃斯论坛等国际合作机制空前的重视和参与。可以说，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国际关系或者国际问题领域的关注和研究达到了历史的高度。这些论述与实践，最终汇聚成习近平外交思想，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这给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或者是国际问题研究学科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在此背景下，如何破除20世纪80年代美式国际关系学科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所带来的狭隘、窄化、不适合中国未来大国地位发展的学科建设倾向，就成为我们国关学界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是“国之大者”。国关学科建设应该有中国的特色或者是中国元素。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在谈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中国的发展应该有跟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深深烙上了西方的印记。我们肯定是要学习的，我们不要简单否定它，更不能轻易贬低它，但要超越它，必须在学习发展和继承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应该说，国际关系学科基本上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的。都说“弱国无外交”，实际上，也可以说“弱国无国关理论”。从发展来看，未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党中央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的界定，都对我们国关学科建设提出了强烈的使命感。从原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乃至后来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世界，再到现在非常系统地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这都是构建好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时代背景。可以考虑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在借鉴吸收西方理论基础上，要有自己的东西。例如，西方把中国叫做帝国，但中国根本就不是西方所描述的那种帝国，有那么多负面的连带——无限扩张、对外殖民。为什么会这样？这可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根性中去寻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文明根性中，有“求和”和“知止”这样一种可贵的价值观。所谓的“知止”就是知道停止，这是与西方不一样的价值观。只要你有知止，就意味着你有他者，你有一种边界与知足求和谐意识。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所不同的，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是很可贵的。未来的中国国关学科建设应该充分去借鉴去吸取中国传统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出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

     第三个是“学之大者”。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要进一步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契合时代的需求，契合中央的战略需要。未来的中国国关学科发展不能局限于一级学科，一级学科无法去涵盖。按照目前国内的学科评估口径，一级学科还不能充分涵盖，应该考虑到学科门类。学科门类可以创造最大公约数，创造最大的同心圆。而且，最关键是这样设置更有道理，可以说得更通，说得更明白。现在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学科门类的包容性来解决。而且，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中国的发展是在加速度，原来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只有九个或十个学科门类，后来不断扩大，现在有14个学科门类。未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完全有可能变成第15个学科门类。而且，现在也恰逢其时。

     未来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要研究解决事关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同时要拿出真本事来。不少人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屠龙术，这可能是受太多西方的影响，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国关学科应有的作用。这点也可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有很多很强的治国理政经验是可供我们学科借鉴的。国关学科未来应该朝这方面去努力，不能完全变成一个务虚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