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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共生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最佳选择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要共同促进经济复苏,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而做到这一切,“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虽不见“和合共生”四字,但却句句洋溢着和合共生理念。和合共生不是产生于观念、文化,也不是形成于规范、认同,而是源自于人的共生性需求和共荣性需求。共生共荣需求饱含着人类对安全的渴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如今全球治理挑战频繁出现,全球安全治理问题重要而紧迫,但同时又可以因人类共同努力受到影响和协调。

全球安全治理需要和合共生

当代世界充满多样性,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明风俗、生态治理等方面皆存在差异,全球性问题的逐渐增多导致这些差异愈发凸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后疫情时代的交互影响下,全球安全治理难度不断增大。但和合共生理念或将为其带来新变化。

首先,全球安全治理具有复杂特性。其一,社会政治和生物物理系统之间存在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人类与其他生物复杂的全球空间中,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全球生活发生了质变。例如,来源于动物的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等以及其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环境恶化等。其二,全球安全议程经常以“复杂”或“非传统”安全挑战为特征,这些挑战往往具有跨国性和横向性,既超越国家边界,也超越国内外安全规定的分野。例如,某些恐怖主义犯罪便常常涉及非国家主体的跨国网络,且恐怖组织成员可能会来自多个国家,其行动也会影响多个国家。其三,物质性权力和规范性权力分配与分化的不同结果导致多层次参与主体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各主体不同的利益与安全诉求致使冲突增加,诸如某些国家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遏制他国经济;划定“小圈子”,施行单边主义,进行脱钩、断供、极限施压,阻碍部分国家正常的外交活动等。

其次,和合共生拥有丰富的价值意蕴。第一,和合共生的时代意蕴在于,它既植根于中华文明,继承了天下为怀、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主张,也完成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内建设和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提升,实现了文化哲学上的超越突破。例如,如今更具现实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等便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中国文化结晶。第二,和合共生的国际法意蕴表现在,它的提出是在国际关系变革中对于国际法的新发展,为制定新规则、建立新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包括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发展“对话、不对抗、不结盟”为基础的国际伙伴关系。第三,和合共生的国际道德意蕴在于其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尊重与关切,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与维护,因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域内域外,都要共走和平发展大道,共谋合作共赢大计”。中国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减贫、粮食安全等问题的解决以及积极将此类弱势主体纳入全球安全议题讨论中所作的努力皆体现了和合共生的国际道德意蕴。

最后,和合共生回应全球安全治理需求。理想的共生关系是事物之间处于相互依存而又不相害、共同成长而又不相悖。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东方文化基因,它并不回避和否认矛盾的存在,而是寻求在矛盾的解决中逐步接近“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的状态,契合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当代多元共生世界所需要倡导的精神。例如,和合共生倡导大国要作出表率,发挥带头作用,同时各主体要合理分配责权;各国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尊重他国利益,并兼顾新兴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促进发展成果共享;不同文明要交流互鉴,平等地交流互动等。和合共生的包容性、开放性、平等性、发展性等特点能够解决全球安全治理难题,化解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矛盾,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和合共生指导、融入并完善全球安全治理

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和合的方式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共生。中国不仅提出并发展了和合共生理念,也一直在通过实践持续丰富和合共生文化,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科学高效有序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以共存共荣、命运与共凝聚安全共识。在当下尚且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下,全球安全治理更有赖于各国对国际规范的普遍认同和自愿遵守,所以需要和合共生以其包容开放、兼收并蓄完成对行为体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融通与重塑。要让所有参与主体意识到,人、社会与自然的共生性需求演绎成一个命脉相连的共生性有机体,国际社会建立在人、社会、自然的共生性基础之上,同样是一个共生社会。中国一直努力于将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实现最低限度共识的基础,将和合共生中的“共存共荣、命运与共”思维融入全球跨文明合作的现实,例如,创新性地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凝聚应对疫情的强大国际合力;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坚决反对单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

其次,以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合作机制。和合文化历来承认差异和不同,“和合共生”理念意味着国际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在此背景下,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贵中尚合的和谐思维、和实生物的和谐理念、忠恕宽容的和谐心态有助于构建对话协商、互信互尊机制,弥合多元差异,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共生共赢。例如,中国积极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用实际行动呼吁亚洲各国用对话合作取代零和博弈、用开放包容取代封闭排他、用交流互鉴取代唯我独尊,维护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区域秩序;积极推动各方议题落实,如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等,通过适时的议程设置,将国际合作落实到公共卫生、气候危机、人道主义救援、跨国犯罪、数字治理等共同利益突出且紧迫性较高的具体领域,扩大国际社会合作空间,加快全球安全治理进程。

最后,以文明交流与经验互鉴优化治理体系。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而相互间的经验交流与互鉴又可以成为全球治理创新的源泉。这正是和合文化之平等尊重、求同存异现代意蕴的体现。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国家治理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竞争与示范效应。例如,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可以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发展与治理经验,并借此通过培训、规划和治理交流的方式来分享知识,而且还可以通过提出亟需定义和更新的新问题、新概念和新规则,来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在数字经济领域内的规则现代化;还可以依托联合国、世界银行和G20等多边国际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上海进出口博览会、自贸试验区等新兴开放平台,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和沟通,以此为需要产生新知识和新治理机制的复杂领域提供交流机制和对话平台。

作者
阙天舒
所属领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与国际关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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