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的舶来品成分很大，但是时代在强烈呼唤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理论—实践—历史的三位一体的知识，基于自己历史研究而来的知识体现主体性，因为各大文明的历史属性不同，由历史出发的制度演化路径各异，在历史文化基础上所发明的方法论以及由此发现的理论，也就体现各自的知识主体性。

　　中国政治学已经意识到去历史化的、基于“理性人”假设而形成的美国政治学原理体系已经走进死胡同，基于“理性人”假设而发明的“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因此，我们在政治学方面率先提出历史政治学，被学界公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历史政治学在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上都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多的历史政治学成果可望在未来3至5年问世。

　　历史社会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有独特地位，知识贡献度极高，其在中国的研究成就也是有目共睹。从研究春秋战国所验证的“战争制造国家”到延续秦汉之后大一统的“儒法国家”概念，都是世界级的学术成果。最重要的是，“岭南学派”的家族史研究更是牵动人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到底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比较而言，历史研究路径在我国经济学界似乎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比如基于“理性人”假设建构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概念发明。此外，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概念，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悖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都是经济史研究的概念发现。笔者认为，历史路径的研究对于政府正在大力倡导和投入巨额资金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必由之路。很多概念的提出并非依赖基于数据库的数学推演，而是对历史本体论的理论论述。诸如，大概不能简单地用“理性人”解释“仁者，爱人”的中国人；也不能用西方的有限政府解释民本主义的无限责任政府；民本主义政府在疫情中追求的生命至上、推动的对口援建、移民式脱贫等，是社会发展，大概没法用GDP去衡量；土地改革造就的平等化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概是中国经济学才需要回答的本体论层面的根本问题。

　　可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如法学，基于历史路径的研究成果也是世界级的，公共管理学近来也日益认识到历史路径对于该学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中国历史不但在属性上是政治史而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史，中国政治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本身就是各学科发展的宝贵资源。要建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就离不开历史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