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曾经走过了一段辉煌的道路。当年的西部电影是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诞生崛起，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中国西部电影对中国地域文化影像的表达，尤其是结合历史厚度和历史深度，以及人文温度的艺术情怀，对构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民族电影的品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中国西部电影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社会变革、人性的开放和进步之间的矛盾斗争中的一种探索和思考，给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经验。

　　中国西部电影对民族景观的表现，在国际影坛上构建了具有高辨识度的中国电影品牌认知影像体系，中国西部电影的许多影片体系形成了自觉的表达。另外，中国西部电影尤其具有传承性。新时代以来，中国西部电影产生了一些新的创作和实践。

　　一是弘扬传统西部电影的优良传统。对新乡村叙事的探索，在现代性的抒写、人民性的思考以及在西部电影人与生态问题上的表现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探索影片。比如以《狼图腾》《塬上》等为代表的作品，在生态学意识的宏观视野下，导演通过视听的空间表现，尤其是对西部空间的表现，启发出人们反思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现实，尤其体现了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怎样与环境共通。

　　二是影片进行了戏剧化的探索。如《我和我的家长》桥段里面的《归乡之路》等电影对新乡村的叙事表达、喜剧化的开拓。这种美学、叙事不同于以往西部电影的美学呈现，是对当下新乡村叙事的一种新表达。

　　三是注重人民性的探索和表达。如陕西电影《柳青》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人民性进行了深入表达。其他的西部题材影片如《无翅飞翔》《十八洞村》等电影也都在人民性、现实关怀方面对底层百姓和底层社会的表达方面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四是坚持“现代性”的一贯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主要是反映一种现代性中的人性思考和挣扎。近年来，《百鸟朝凤》《塔洛》《气球》等影片对当下环境中人的现代性的思考以及表现有非常深入的描述。而且是具有一种艺术性的，迥异于当下主流电影的表达。

　　在中国电影学派的视域下，西部电影也正在不断形成一种理论下的新实践。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是理论和实践共同的发展，如此才能真正有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价值和意义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