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分析”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剖析西方社会重要思想利器。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心理问题主要是由“力比多”的生命本能压抑造成，也由个体的家庭影响和成长经验铸就。而弗洛姆则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生物性”的需要固然要得到满足，但人不是受制于生物性之下“单调的影子”。因此，“社会心理”塑造、影响着个体心理，个体心理是社会心理的缩影。而且，弗洛姆认为“社会心理”的形成受“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影响，处于这二者之间，发挥着“粘合剂”或“烈性炸药”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健康稳定的“社会心理”对社会的和谐安定和个体的幸福满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社会心理分析”对我国社会群体心理健康建设的启示，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认清资本逻辑，坚持“四个自信”。弗洛姆认为西方社会的群体性心理病态加剧，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支配作用。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为了“面包”、生存，忍受资本的榨取，活在“劳动异化”的残酷痛苦中。而马克思之后，物质的问题相对弱化，而资本的逻辑依然实质性地支配着现代人的生活，在科技进步与文化传媒的助力下，精神生活领域被“物欲刺激”、“消费主义”的过度满足所忽略、麻木，“社会心理”总体表现为焦虑、不安和迷茫等。如果社会制度是为财富增值、为少数资本家利益服务，那社会中大多数群体必然被制度所裹挟、所压抑。在资本逻辑下，“社会心理”的不健康与病态只是被压迫、压抑而无法解脱的表征。

　　对问题做出深刻剖析之后，弗洛姆满怀热情和信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摆脱资本逻辑压迫、压抑的根本之路。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将撕破以往民主社会的伪装，消除其权利效力，最大可能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而，构建中国社会群体的健康心理，自然是从最本质上看清楚问题根源之后，更加自信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以人为本”而非“以利为本”、是“为人服务”而非“为钱服务”。如此，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保证了我国“社会心理”的良性土壤和空气，当然，也对个体心理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驾护航。

　　当然，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单独发展，因此，自然受到了“资本逻辑”的胁迫和“消费文化”的侵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坚持“四个自信”，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突破重重难关，最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主性影响。

　　其次，突破西方文化霸权，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意大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社会阶级之间普遍性的支配关系，包括政治控制、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西方心理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潜在具有资本文化“贩卖者和帮凶”的作用。弗洛姆就批评传统的“精神分析者”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顺从者，对社会影响因素缺乏清醒的认识。不加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并以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去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不适应社会的“病人”。而所谓“病人”往往是个体真实需要和想法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冲突，才导致精神焦虑、抑郁、分裂等。

　　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不但不会深度理解“病人”，反而与现存“价值观”一起让“病人”看到自己的抗拒和无能。缺乏真正反思精神的心理学，类似于马克思曾经说的“社会庸医”，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存在风险，好的取向是病症减轻，成为社会适应的“心理健康”人，坏的取向是反而会加剧“病情”。即使心理分析师和心理治疗者力图保持价值中立，但事实也往往都不自觉地被社会历史的价值导向所裹挟。因此，既然不可避免有价值观的参与与引导，那重要的就是以怎样的价值观引领。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文化价值观念，显然无法真正、彻底解决人的“社会心理”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的胸怀，科学地阐明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影响关系，也引领世界人民在20世纪通过革命获得自我彻底解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给人自由、给人解放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给健康“社会心理”以良性的文化价值观指导。当今中国心理学的建构与发展，是以西方心理学的科学范式为蓝本，亦步亦趋引进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流派、治疗方法、工作模式、伦理规范等。推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界需要冷静的批判思考维度，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价值观，引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从而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来指导中国心理学发展，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实科学、服务人民的理论，才能突破“社会庸医”的短视与有限，真正彻底解决人的“社会心理”健康问题。

　　再次，发挥传统文化价值，引领质朴的社会风尚。古人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而自古有许多修身养性的经典文化和具体方法。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也要大力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宝贵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仁爱至善”为个人身心修养的原则。重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和超脱，主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质朴生活；注意对“欲望”进行引导控制，时刻保持警惕，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主张超越自我，服务他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无我追求。儒家文化将个体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君子自强不息不为个人得失，而是心系国家民族，富有“家国情怀”。道家文化也同样博大精深，主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之人存心要像水那样澄净、利他，因无附加的私欲，故而没有烦恼。道家文化的清静无为、自然利他等观念，自古文人墨客颇为喜爱。佛学文化中广为受人欢迎的是禅宗文化，尤其是将禅宗文化融入生活的“生活禅”，通过每时每刻的觉悟，破除“我执”和对欲望的贪念，回归自我“本自具足”的自信和生命力。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且都有相应的实践修养方法，可以成为现代人安顿身心、涵养精神的养料。西方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发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觉中国“老庄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对于过度科技化的现代社会具有智慧的警醒作用。而美国麻省大学荣誉退休医学教授乔·卡巴金，改良和整合了佛教中最核心的禅法“正念”，为当代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技术之一，通过练习有意识觉察，为培育平静和愉悦的心境创造了条件。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价值，经过近现代列强政治、科技霸权的冲击，被边缘化为“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包装和贩卖为“心灵鸡汤”。这大大弱化了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理”中的作用。而且，在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科学范式的过程中，连本属于东方或者说中国的文化精髓，也被西方文化包装后再贩卖给国人，比如“正念”疗法现已成为非常受欢迎的“舶来品”。

　　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扬光大，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舍本逐末”，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教导和篇章举不胜举，当认识清楚资本文化的“牟利”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在刺激欲望和消费方面对人精神心理的破坏作用。回归与国人最有亲近感的传统文化，获得心灵的清凉剂，以对峙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心理”造成的焦虑、担心、抑郁等破坏和侵蚀。

　　最后，个体自我负责，发挥“生产性”性格作用。社会网络流行新名词“内卷”，客观上源自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的过度竞争和互相碾压、内耗。于是出现“躺平”心态。类似情况和心态在欧美、日韩更早讨论。个体认为没有机会为一个合理前景而奋斗，就会在生活中退缩，厌烦、不满、无望的心态会消耗人的精神能量，变得疲惫消沉，最终沦为蛊惑人心的商品消遣和“颓”文化的牺牲品。

　　颓废是陷入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等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罗网中。想跳脱此席卷力，需要认识其本质，也需要有勇气面对孤独和误解。如果生活的目标是更高级、完美的“物”和“自我成功”，面对外在庞大的世界和激烈的竞争，人就很容易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无能感中，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每一代人都有他的生存困难，而伴随困境走过来，并不断文明进步是事实。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以弗洛姆所讲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以“积极自由”去面对现实生存困境，代表了人类的理性力量和自我负责的态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的最新报告显示，人们普遍意识到自己在维护心理健康中的责任与作用，希望提高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人们虽然面对高竞争、机会锐减的社会现实，但依然愿意从自我负责的角度，积极主动学习调试心理的知识和方法，以强大、坚韧自己的内心。无可否认，在精神备受煎熬的现代社会里，个人有意识学习普及化的心理分析和心理自愈疗法，对个体在大众传媒、文化产业的商业意图攻势之下，找到被淹没的“无意识”深层自我，发挥自我潜能和创造力，是一个有益、有用、有力、简单易行的途径。

　　另外，弗洛姆通过“社会心理分析”剖析西方“社会心理”的问题根源，同时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即两方面同时发挥作用力，一方面要构建人性化、健全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需要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努力，人们在社会制度保障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去爱、去工作（to love , to work）。而对于个人而言，物质世界的富足和贫穷有许多的外在评价标准，而精神世界的贫富，却可以由自己单独决定。个体可以通过自我有意识的心灵修持，重视爱、同情和有道德行为，不用逼迫自己克服物欲贪婪和对名利的垂涎，而是不断提升心灵境界，在扩容的“意识”之光亮和互相支持的“爱”之温暖下，贪婪的欲望自然融化消失。谦卑、爱与同情催化人回归、满足真实自我需求，而明了的“真实自我”又可以消融蒙昧与贪婪，出发于自爱与爱人，回归质朴生活，放下自我和执着，去关爱他人和社会，让世界因我而更美好，终能获得精神上的安宁和充实。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弗洛姆“社会心理分析思想”研究（20FKS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