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清洁能源、量子信息技术、虚拟仿真等为发展方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以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为引领的第五次工业革命将使人类进入绿色、智能和生态时代。新一轮工业革命及地缘政治变革引发的产业链、技术、市场、资金、劳动力的更深层次、更广泛影响及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全球配置，会进一步推动人才和资金更合理的全球化流动。这种流动促进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的广泛交流，加深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和文化的深度融合，从而产生了“全球新语境”，而其中的中国元素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这种“新语境”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更广泛国家参与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为平台，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平等沟通与交流。

　　近年来，各种国际性以及地区性组织大量涌现并繁荣发展，据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范围内工作人员超过200人的各种国际性组织有6万多个。这些组织的主要职能包括：为成员国展开各种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提供机会、管理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社会公共问题、在成员国之间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收益、组织国际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调停和解决国际政治和经济争端、继续维持国际和平、推进国际事务管理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发展多元化。这些国际性组织的性质也千差万别，从组织载体来说，有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组织，也有科研机构组织等；从组织活动性质上来说，有经济型的、政治型的、外交型的、教育交流型的、军事型的等；从地缘上来说，既有全球性的，也有跨区域性的和地区性的如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南美洲的、东南亚的、中亚的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等。这些组织活动的成功开展，营造了更加逼真的“全球新语境”，组织内部、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甚至与其他组织间的口语及书面交流资料纷繁复杂，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活动层出不穷。

　　为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源、经济、区域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加强沿线各国经济联系，深化全方位合作，拓展各国发展空间，我国于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各国之间合作模式，推动共同繁荣。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加强海上合作，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为纽带，以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为目的，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原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相互协作的共同终极目标，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实现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大融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丝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将会更加紧密，政府、民间往来将会更加频繁，产业融合互补将会更加广泛深入，双向资金流动和由此带来的企业交流会大大增加。这一系列互动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就是语言的互通，可谓“语言通则路路通”。

　　“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是它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全球治理”并贡献中国智慧。在各种重大国际性问题上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注重了短期与长期、软件与硬件、内部与外部以及收益与风险的四个结合。在援非问题上，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真诚之心对待各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无私援助，打破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新殖民”的抹黑与中伤；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赢理念，先后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合作国一起参与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与收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我国始终秉承包容、合作、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设身处地为合作国家着想，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理念以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四化”构想。在此框架下，中国政府倡导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制定《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组团扩大交流，参与合作竞争、处理分歧。2022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推动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全方位区域合作，将进一步对冲西方围堵。“金砖五国”、“G20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定期召开会议，就敏感问题和合作事宜展开坦诚布公的意见交流，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解决相互间贸易、政治立场等分歧以及共同描绘美好未来的重要场合。2022年9月15—16日举行的撒马尔罕上合组织峰会极大彰显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核心作用。

　　不论是“国际组织”的顺利运行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需要跨文化翻译与交流。对于国际组织而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工作人员共同形成了这些国际组织内的大熔炉（Melting Pot），从而形成了内部沟通的“新语境”。工作语言和工作资料的翻译不论从数量上还是难度上都有所增加，对工作人员的翻译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工作人员以及组织活动的参与者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翻译时就应充分尊重源语及译入语国家各自的政治诉求、经济利益、价值理念、文化范式，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政治策略，以便译语在相对准确反映源语思想的同时能够被译入语读者与听者理解并接受。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逐步实施以来，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沟通日趋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而“民心相通”显然是进一步加强沟通与理解的关键所在，这一情势也呼唤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跨文化翻译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我国秉承的开放、包容、互助、共赢以及对沿线国家的付出和帮助都应通过以翻译为桥梁的相互沟通和宣传得到合作方和国际社会的了解。

　　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协调、共同发展转变，全球化趋势的新概念越来越明晰。这种趋势使得跨文化翻译的范围与类型发生了变化，从双边跨文化交际行为逐渐转变为多边跨文化交际行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文化输出型翻译转变为各个国家之间彼此借鉴、相互对话的双向翻译。翻译，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也对包括民众信仰、观念、印象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起反拨作用。我们应该关注跨文化翻译的政治性，探究保障全球化语境下成功跨文化翻译的政治策略，保障全球化语境下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政治制度甚至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人们充分理解与信任、顺畅沟通与交流，协调各方政治诉求，减少分歧与隔阂，消除芥蒂与偏见，建立互信与互利，成功实现多边跨文化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