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今天要谈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有必要先在世界文明里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通常接受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定位，即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这样的定位，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古印度。我们通常还认为我们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但是，这个说法会引起质疑，因为人们不会接受除中国文明，所有其他文明都中断了，比如希伯来文明，还有继承了不少埃及文明的希腊文明，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把中国定为“四大文明古国”，我觉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四个古文明中，中国文明是晚的，或者是比较晚的，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学能提供的见证是这样。第二个是，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存续下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不同于另外三大文明，它比较特殊，这就体现在它有充足的内在力量使它能够承受起历史的种种磨难，能够经受漫长历史里的种种不幸与苦难的重压，否则，它就断掉了。比如，古埃及经过入侵与战争就消失了，但是希腊、希伯来与华夏文化在遭受各种入侵、征战甚至奴役，不仅没有中断，它们还把征服自己的众多民族教化了出来，提高了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把中国文化定为四大文明古国，是把中国文化拉低了，而不是抬高了。这种习以为常的定位，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它所可能承担的世界使命。对于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文明来说，并不是越古老就更优越，其实有很多古老的东西，是极其落后的。那么，如何给中国文化（明）定位？相对于历史学的定位，我试图在哲学层面做出一个定位，所以，我借用了“本原”这个概念，给出了一个“世界本原文化”的理论坐标来进行重新定位。

　　本原就是源头。可以说，正如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萌发源头意识一样，所有文化系统都有本原意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系统都真正觉悟到本原本身。只有这样的文化世界才真正发现了本原：这个世界除了各种相对性事物以外，有一个绝对性的事物，这个绝对性事物才构成世界的本原，它是所有其他事物的本原，但是它自己再也没有源头，因而它是一个绝对的本原。对绝对的意识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好像很简单，实际极其不简单。这意味着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有绝对的东西存在。在所有文化世界里，人们都会发现各种相对的东西，并且只重视相对的东西，特别是可吃可喝的东西。面包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发现真正本原的文化系统的一个根本突破，就在于它发现了这个世界竟然有比面包更重要、更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我称这个突破是一个“存在的跃跳”，也即从有限性、相对性、功能性的事物中跳出来，从眼前的在场事物当中跳出来。人们的眼光以及注意力通常看当下的东西，现成的或在场的东西。但是，有伟大的心灵越过了所有在场物，而发现了一个不在场的、不在眼前的存在者是最真实、最可靠的存在。这是一个本原文化才有的突破。这种发现，我称为对绝对性的意识或者对绝对性的觉悟，这种对绝对性的觉悟或意识构成本原文化系统所特有的绝对精神。

　　本原文化之为本原文化有三个基本规定。对绝对性事物的发现是本原文化的第一个突破，也是它的第一个规定。第二个重要突破就是发现普遍性。

　　就像人类发现相对性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我们首先发现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差异也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发挥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古代，人们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功能角色的差异。而角色不同，获得的对待与待遇也不同，这通常就展现为各种社会等级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在古代社会，无论中外，都盛行等级社会，并被视为很“自然”。但是，“本原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在这种差异性与等级关系当中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竟然有普遍性，人除了差异而承担的各种特殊性角色以外，还有普遍性的身份，有普遍性的关系，因而有人人都需要和应当遵守的普遍原则。对这种普遍性原则的发现与确立是使一种文化系统迈进“本原文化世界”的第二个突破。这是从差异性、特殊性到普遍性的一个跨越，是人类在历史上完成的另一个存在跃动。

　　对绝对者的觉悟，不仅隐含着对人类自身的普遍性身份的觉悟，而且隐含着对普遍性原则与观念世界的诉求。因此，在前两个突破基础之上，进一步出现第三个突破：独立学术研究和独立教育的确立。绝对性存在的发现，要求人们寻找某种方式去与之打交道，去理解；而普遍性原则的发现，则同样需要人们去认识、追求、承担、践履。由此，产生并确立了一种独立于所有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纵观世界史，自觉确立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文化民族很少。也就是说，真正把学术研究与教育当作一个普遍性事业来确立的，只有几大文化世界，华夏文化是其中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如此之快，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这是我们的文化世界留下的可贵经验。

　　因此，一种文化之为一种本原文化，有三个内在标志：第一，获得了关于“绝对”的系统觉悟，也就是在各种相对而有限的事物之外，还发现并确信这个世界更有一个“绝对”，并努力寻求与之共在。第二，认识到人自身在各种相对性、差异性的角色或身份之外，有一个普遍性本相，以及基于这种普遍性本相的普遍性原则，并自觉努力去承担、实践这种普遍性原则。第三，是在前面两种知识的基础上，自觉认识到人类自身有一种自我提高、自我改善的可能性与使命，有一种“独立求知立说”或“独立为学明道”的任务，从而把教育作为一项伟大事业来承担，对教育可以克服人类困境乃至苦难充满希望和信心。

　　根据本原文化的三个标志，我们可以发现，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有理由被视为四个最早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本原文化。

　　希伯来文化，它最不受我们重视。希伯来文化之为一种本原文化，因为它是最早的一神教文化。这意味着，希伯来文化借助于其特殊的宗教，也就是一神教，发现绝对而自觉地承担起绝对及其原则。这是它的内在同一性及其力量所在，影响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可以说它不仅改变了整个欧洲，甚至改变了世界，所以，它值得重视。

　　为什么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本原文化？因为它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完成了三个伟大的跃动。

　　首先，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华夏文化就发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超越的“绝对者”存在，这个绝对他者在殷商被视为“上帝”或“帝”。从甲骨文可以知道，殷商已经有了一个“至上神”，它超越了所有的自然神。这体现为以宗教的方式达到对绝对的一种意识。今天用来翻译基督教“god”的“上帝”，人们常常以为是外来词，其实不是，它是土生土长的一个词，是耶稣从我们汉语里找到的一个词，以对应他们一神教里的绝对的创世者，而这个词就来自于殷商信仰体系里的“上帝”。根据卜辞与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表明，在商朝人的崇拜体系里，上帝已不再是自然神，而是超越于自然神的至高神。

　　我们通常认为春秋诸子百家以后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宗教意识的弱化，这是近代学者的看法，但是今天来看，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回到先秦文献来说，像墨家这样讲理性的一家，它恰恰是以最严格论证的方式把“天”确立为至高至贵至智者。在墨翟看来，百工皆有所法，治天下与治国当然也需有所法。那么，法什么呢？父母、学者、君王皆不可法，因为这三者永远都是“仁者寡”，而不仁者众。那么，统治以谁为法呢？只能法天，一切正当性都来自“天”。墨家如此理性化的学派自觉地强调有至高的天，其他诸家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在开端于殷商的至上神崇拜精神，并没有随周代思想觉醒而弱化。诸子百家不仅是“人文”的觉醒，它同时也是以对人本身的更深度的认识这种方式而自觉地确立“至高者”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弱化了宗教这个维度，而恰恰是自觉地强化绝对者的维度。

　　另外两个突破都与孔子相关。他的仁学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他借此在等级森严的时代确立了超越等级的仁爱原则。“仁者爱人”是一条打破所有等级的普遍原则：无论一个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上，也无论一个人属于什么族群、什么国家，都应当爱他（她）。如何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孔子视为每个人终身都应当遵循与践行的仁爱原则。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应当如此行。换个角度说，无论面对天子，还是面对庶人，都首先应当践行这一仁爱原则，而无关地位、身份、等级。

　　《论语?学而第一》典范地表达出孔子的另一个突破，那就是对确立一种“独立学说”的自觉与坚定诉求：“为学”的宗旨与目的不是别的，就在于“明道而成就君子”。也就是说，认识普遍的“道理”，并在这种认识过程中改善、提高学习者自身，就是“为学”的目的本身，因此，“为学”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孔子据此确立了独立的学术与教育事业。独立学说与教育事业在一个文化世界的自觉与确立意味着这个文化世界获得了两个深刻洞见：一个是认识到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有“普遍的真理”或“普遍的道理”，另一个是认识到，人可以且需要据此“真（道）理”加以改善。教育事业的确立意味着开启了人类的一个努力，那就是通过改善人本身来改善一切，由此展开了一种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改造世界与改善社会的努力。这种精神是极其伟大的。所以，本原文化世界不是简单地靠武力说话，当然不是说完全排除了武力。但是，孔子这里提出了比武力更高的东西，也可以说，孔子开启了驯服权力的事业，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学术的使命、思想的使命。

　　这些方面表明，华夏文化是非常典范的本原文化。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其他本原文化？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史就是追求普遍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本原文化才真正能够开辟出具有普遍性原则贯穿其中的世界史。世界史就是在普遍性的历程中使普遍性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本原文化的相遇意味着普遍性原则体系的碰撞与交汇，通过克服对方普遍性的不足相互改变对方，同时提高原则体系的普遍性版本。也就是说，本原文化的相遇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契机，那就是进一步提高普遍性的水平。在历史上，本原文化的碰撞首先发生于两希文化的相遇。它们之间的碰撞带来新的普遍性，从而彻底改造了欧洲，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改造了世界。因为它确立起来一系列的更具普遍性的原则。就思想资源而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这些构成现代性社会之秩序基础的原则体系就来自两希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这些更具普遍的原则体系，尽管它有时代特有的内容，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它们却是两希本原文化碰撞之后所确立起来的、人类据以理解自身与世界不可或缺的基轴。回看历史，整个近现代史的人类解放运动，无不诉诸这些原则，无不以原则为旗帜，包括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原则之所以具有感召力，就在于它们标识着人类在近现代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面对两希本原文化碰撞的结果，这是我们近代以来的一个处境。可以说近100多年来将近200年了，我们一直处在这种处境当中，一个紧迫而焦虑的处境。因为作为另一个本原文化世界，我们感受到了遭遇严峻的挑战。所有本原文化的相遇都会带来紧张与碰撞。两希文化的相遇也曾发生了上千年的剧烈撞击，才走向融合而形成了新的境界。

　　今天，作为一个本原文化民族，我们不需要担心面对、学习西方文明就会失去自己。相反，对我们而言，这倒是一个机遇、一个契机：去触碰、消化、融合四大本原文化，开启新的、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世界。每一种本原文化都是包含着所有可能性于自身之中的“绝对”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揭示；换个角度说，任何一种本原文化都不可能完全揭示“绝对”。因此，本原文化的相遇，既是一个走向更丰富、更全面的世界的事件，也是推动普遍性版本升级的事件。不同本原文化系统的相遇，重要的是创造出足以把所有本原文化系统的核心精神包容在自己之中的新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