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同中国人民智慧结合，产生新的哲学范式的过程。在中国，它是历经百年的哲学运动，构成中国现代哲学创新发展的主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理前提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性领会和还原性解读，关键是肯定他的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它的历史进程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道路过程中，分阶段不断升华出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观念、新的哲学理论，使自身系统化；它的逻辑通道是从实践范畴到具体实践范畴再到二者结合，成为新实践论的理论硬核，进而多方面多层次展开，建构新的哲学范式。在这个中国化过程中，由“学者兼革命家”的人物担纲，联合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组成科学共同体，承担着哲学创新工程的实施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原本 中国实践 实践范畴 具体实践范畴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构

　　作者简介：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东南大学客座教授。

 

　　就系统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李大钊在1919年10月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应是开篇。它一经引入，就开始运用于实践，产生中国化的成果。过了近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才被自觉提出。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写道：“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①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思想建设的方向提了出来。按照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包括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化，其中最重要的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推进着，但这个命题却一直遭到质疑，自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至今，争论依然存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肯定和否定之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分歧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否定之由

　　不赞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能中国化的人，主要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映世界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它是我们研究一切实际问题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中国说”“中国用”，而不能“中国化”。所谓“中国说”，就是在大学的讲堂上，在通行的教材中，人们用中国的语言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内容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原理的解读，并且都是对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论释；所谓“中国用”，就是中国人只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回答各种现实问题；而所谓“不能中国化”，就是不承认中国人可以通过实践智慧的升华、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造出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内涵上具有独创意义的哲学学说、哲学范式，而不可能有哲学原理的创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不同见解上，另一种形式是把“中国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说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报刊上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绝大多数其实就是“中国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文章并未说出过来自中国实践的创新哲学原理，更何谈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哲学范式的事实。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肯定之理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论文，主张区分从国外传入、被中国人“说”着的和“用”着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学习领会，准确理解，加以论释讲授，这是“中国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习领会之后，要拿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实践，这是“中国用”；一旦运用，就一定会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结合，产生新的哲学理论，构成新的哲学体系，这是“中国化”。笔者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下了这样的发生学定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气质、同中国人民实践智慧相结合而产生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它的哲学思想实质作了这样的判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掌握中国的命运”为主题，以“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之统一的新实践论为“理论硬核”，以论述中国人民如何创造自己历史的“历史创造论”为最具体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故可称为“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②。

　　(三)对马克思哲学本身作正确领会和诠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原理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中国化、是不是已经中国化的争论，表面上看只是对“中国化”的不同理解，深入地看，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不同解读。这里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解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解读。在前一个方面，理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解为实践论，牢记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结语③；在后一方面，理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理解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忘马克思所作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宣言④。

　　读马克思在1844年到1852年的哲学著作，无疑应该看到，他的新哲学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这就是从本体论哲学转向实践论哲学。作为新哲学的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说明了这种转变。不妨再细读一下它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都持自然本体论，因而，他们对事物的了解是直观的，非实践的；“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持着精神本体论，把精神的能动性脱离其所反映的客观实际，变成创世的力量，同样不懂客观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懂得实践的意义，马克思哲学是超越它们共同的局限性“同时又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即实践的唯物主义。⑤实践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理论硬核的意义，而依靠革命实践改造和创造世界则是马克思哲学的宗旨。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过程证明：实践论所蕴含的“具体实践”范畴在中国的凸显，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出新、原理出新、范式出新的基础和通路。如果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世界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否定了它的实践论的理论硬核，也否定了它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武器，那就拆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由彼及此的桥梁，那也就只能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说”“中国用”，而绝不能说它的“中国化”了。

　　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过程是肯定它能够中国化且已经中国化的最佳论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实现中国化？是不是已经中国化？可不可以把它认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国品种？这些问题，都需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才能回答。在这个回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首要的方面。笔者认为，这一中国化是一个新哲学范式的创造过程。而所谓“范式”，按其提出者库恩的界定，“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⑥，其中包括“共同的信念、价值、技术”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需要列宁所说的由“学者兼革命家”⑧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联合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前仆后继地来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

　　(一)1917-1936年的近20年：“李大钊+”的科学共同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倡导中国共产党人加以学习和运用

　　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给中国的人中，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作出重大贡献，他们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可以参照信息论中的“互联网+”的表达方式，称之为“李大钊+”的科学共同体。李大钊破天荒地让中国人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瞿秋白补以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论介绍，恽代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现象开展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传入中国，遇到论敌的挑战和社会实际问题的求解，人们就开始运用它。李大钊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此。”⑨这里，能够把理想和实用结合起来的也只有“学者兼革命家”的人才能办到。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在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这个最大的实践问题上达到第一个高地。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成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预见到从这里出发将会是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为此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分析了它的独特原因，论述了实践的具体条件决定实践过程及其未来的思想，指明了“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的革命前程，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的巨大的预见价值(以下凡引自毛泽东著作的，因读者都熟悉，就不注明出处了)。这是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成果。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引发出历时六年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派和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派”的大争论。毛泽东不断从哲学上考察这个矛盾，1930年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此文不但把这场斗争的哲学实质理解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并且不是把唯物主义解读为物质本体论的哲学，而将其诠释为在实践中直面作为实践出发点的客观环境，对此加以调查研究、从而制定出正确策略的唯物主义，并进一步将其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这是继论证井冈山道路以后更大的运用成果。后来的实践显示：发明“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制定“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二)1936-1956年的约20年：“毛泽东+”的科学共同体推进大规模学理创新并逐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

　　1936年，红军会师陕北，中共中央在总结1927-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创了建立新学理的局面。包含这些新学理的著作首先是毛泽东在1936-1938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四篇文章以及与此同时所写的研读哲学的大量笔记(后收录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四篇论文和一本笔记之间，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关系。一本笔记，记载着毛泽东从李达、艾思奇著作中摄取哲学养料，又比照革命实践经验而消化这些养料的史实；而众多的哲学学者，就如冯契所说，在《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的启发”下，“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开启了“智慧论”的哲学创造。⑩这两件事，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共同体已在实际上建立起来。在这样的合作中，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批判反实践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把二者的思考成果纳入哲学的逻辑。因此，四篇文章和一本笔记，就绝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说”“中国用”，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产生的新范畴、新原理、新架构的初次汇聚。承认这个事实，是打破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说”“中国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顽固偏见的利器。在这篇短文中，笔者只能举例式地论述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哲学原理创新。在新范畴上，笔者举出“可能性空间”和“实践指导规律”；在新原理上，笔者举出“社会规律具有统计性”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论的精髓”；在新的学理构架上，如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就说：“两论”不应看作是两篇著作，而应主要看作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的缺一不可的不可分割的一篇著作”(11)。《矛盾论》是为实践论的矛盾论，《实践论》是用矛盾方法研究的实践论，两论合一，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核心的构架。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实践洪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范畴、新原理一个又一个地催生问世。在1938年发表《论持久战》之后，到1944年七大召开的前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提出一系列新的学理。举其重要的，一是明确提出“具体实践”范畴，将其与“实践”范畴聚合，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硬核”；二是汲取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成果，形成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哲学新说，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没有“独立自主”的论述，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强调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三是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的重点——论述客观必然性、揭示客观物质运动的规律，转变到以研究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揭示中国社会所潜在的“客观可能性空间”、寻找将最具价值并最有实现几率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确认一定时空中开展的“相对必然性”即实践活动规律；四是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中介”思想，以成功实行对反共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为实践基础，论述了“矛盾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矛盾同一性也有绝对性”的新辩证法。

　　1945年4-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各种因素初步具备。七大的文件，包括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口头政治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皆是富含哲学创新的历史性文件。它们在如下三大哲学问题上的贡献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架构和基本内涵，具有哲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性意义。第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维度的建构。在科学维度上，提出和论述了生产力标准，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引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使党的理论和政策的科学化得到根本的保证；在人文维度上，提出和论述了人民利益标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原理确认为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第二，关于人性的两个层次的论述。在人的社会性上，继续强调党性的坚持和培育；在人的个性解放上，肯定这一解放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个性自由的保障在于每个人拥有财产权，“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根木头”。第三，关于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哲学精神的确立。毛泽东在《结论》的第三部分“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的第十三个问题以“实事求是”为标题，讲了两点：一点是强调“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指出：“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另一点是强调团结精神，“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些，是对1942年关于实事求是界定的新发展。

　　1945-1956年的十一年间，中国共产党依靠其思想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连续取得三场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一是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二是3年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三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三大胜利的总的意义，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是“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思想力量的胜利；同时，也是1936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得到证实和发展的过程。仅举几例。其一，关于命运范畴。1945年4月的七大，提出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论断；1949年6月的新政协会议作出了“中国人民”已经将命运“操在自己的手里”的结论；1955年10月要求工商业者“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把“命运”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的意义突现出来。其二，关于人创造历史的原理。在总结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强调人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观。其三，关于实践论的认识论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因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用学术的语言说：在“反映性认识形式”“评价性认识形式”“规范性认识形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规范性认识形式”。又在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属于反映性认识形式的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检验属于规范性认识形式的政策的标准。这是在马克思列宁的哲学著作中找不到的理论阐述。

　　(三)1956-1976年的约20年：“毛泽东+”的哲学共同体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其后，发生这一哲学共同体的某种分解，社会经历两次动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探索中开始转型，在动荡中深沉思索

　　在1956-1966年的开初两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转型——力求创造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新形态。毛泽东1954年写成的《论十大关系》，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与曾有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辩证法，前后相继，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一个开篇；1957年写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扩展了《论十大关系》的视域，形成了政治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经济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思想文化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解决的学说体系，这是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转型的又一篇章。

　　在1958年后大跃进兴起、失败、纠错的过程中，毛泽东有过一系列创新的哲学思考。如1958年讲的“头脑只能是个加工工厂”、在理论研究和决策选择中“设置对立面”、在实践中实现量变质变“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活》从哲学上分析大跃进中的错误；1963年提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1964年提出“物质无限可分”、分析和综合不仅是逻辑方法而且是实践内涵等。在这10年间，发生过两场哲学讨论：一场是1957-1958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讨论；另一场是1963-1964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其消极性在于评价这两场哲学讨论的政治化，没在学术上作真正深入的探讨；历史地看来，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在前一场讨论中，对实践论认识论的研究得到深化，王若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就是从这场讨论中产生的著作；在后一场讨论中，争论双方都对“对立面之统一”的规律作了过分简单的解答，显示为必须用一个范畴群及其逻辑关系的分析才能论释清楚这一规律。

　　在对十年“文革”教训的哲学反思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一次跃升，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维度的凸显。1983年兴起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带动了马克思人学思想得到复兴，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维度的发展。

　　(四)1976-1996年的约20年：“邓小平+”的科学共同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发展

　　1978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转进到完成其转型的阶段。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邓小平+”科学共同体的联合努力下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一是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这个早已有之的哲学原理，一经胡福明等哲学家强调，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这场讨论获得成功。这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震撼力的不是一般唯物主义原理，而是它的实践论，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呼之欲出。二是再次提出掌握命运的哲学观念。在“文革”结束后的新形势下，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中国又一次面对命运问题；中国必须作出科学决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决策就是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三是确定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引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创造论。马克思建构了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引起了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这在哲学上启示全党：必须扬弃跟着“先在规律走”的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创造在实践探索中开辟新道路、创造新模式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这为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详尽论述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提供了理论前提。邓小平从丰富经验的总结和现实世界激变的观察中，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思维方式的机理，是学术家难以做到的。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我们看到：这一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要点是：严格从已有的客观条件(世情和国情)出发——确定社会前进的价值方向(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在多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对新制度、新体制进行建构——将所作决断交付实践检验——在“决策—检验—再决策—再检验中”开辟出前进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恩格斯在其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晚年书信中，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哲学理论。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指导一个大国人民开辟新道路、创造新历史的实践，只有到当代中国，才能产生这样具体的历史创造论。这三个哲学贡献，既延续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阶段所建立的以掌握命运为基本问题、以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之结合为理论硬核、以开辟中国特色革命建设道路为目的的哲学思路，又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的显性化和历史创造论的完整化，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新形态，历史创造论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论和标识性思想。1995年10月，中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老中青三代哲学家代表人物云集南京，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这阵容、这论题，象征和显示出“邓小平+”的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和它的理论力量。“邓小平+”的科学共同体具有新的特点，因为邓小平不是哲学家，他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已有成果，吸纳学术家的研究成果，创造出邓小平理论，蕴含着创新的哲学思想，以此引领学术家的哲学研究，将这些创新思想学术化，而学术家又以研究成果为领导人的决策提供哲学武器，将学者的思想现实化。

　　(五)1996-2016年的约20年：主要由学术家组成的哲学共同体在改革开放事业向深度发展的实践中，在一系列创新实践理念的启示下，努力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为思想指南，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是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法，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成为三种形态的展开和全面化。这就是革命战争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法，其代表作分别是《矛盾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二是形成新时代的人本学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维度进一步凸显，科学维度和人文维度实现更高程度的结合。三是倡议构建和谐社会，不仅复活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和”学说，而且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补以悬置、钝化、稀释等哲理侧面和处置方法，凸显将矛盾规律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把握“对立面”是出发点，实现其不同形态的“同一”是其归宿)的规律的实践论主张。

　　这一阶段的另一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责任大于从前，创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1996年的一件大事是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的出版，把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观点演化为“智慧论”哲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识论，而且是“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修养论。此外，张岱年对于“综合创新论”的实际运用，高清海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论释，张世英对黑格尔“中介”范畴的解读，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独特的贡献。众多的哲学学者，他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更准确的诠释，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造坚实前提；他们对于中、西、马各派哲学的研究，开发了广阔深厚的资源库，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学科开拓了新的前景，逐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的科学共同体。这一科学共同体，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于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阐述的思想理论，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学理，促成党的创造性实践理念的学术化。

　　站在2018年初的历史点上回顾和展望，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从实践层面看，中国人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正在强起来的光荣历程；从制度层面看，中国从封建主义解体，到推翻“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而以封建主义为主”的旧社会，经过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而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达了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也有非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前程则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笔者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提出并阐释了贯穿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2049年现代化实现的二百年间中国社会运动的一项基本规律，称之谓“中介过渡规律”——在中国衰败的封建社会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经过三个“中介型社会”，实现了超越独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根本转型。而2018到2049年的31年，将是这一规律完全展开的时期。

　　(六)绝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近来，有年轻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的，理由是革命时代，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队伍；解放以后的28年中国哲学是跟着苏俄哲学走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人从1928年总结“井冈山经验”到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部哲学创造工作，试图由当代纯学者另起炉灶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的看法跟笔者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对比，孰是孰非应该是清楚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中国说”“中国用”而不能“中国化”的人们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规律性内涵正是他们的终极话语，它是堵住“中国化”之门的搬不动的巨石。他们想让人们都同意说哲学只研究普遍性，不研究特殊性；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能够“中国说”“中国用”，而且能够“中国化”的人们说来，哲学的世界观性质绝不止于普遍性，而且要结合着特殊性来研究普遍性，这就有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通道。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由来，我们再分五个方面讨论这条逻辑通道。

　　(一)从实践范畴进到具体实践范畴，再进到二者统一的“理论硬核论”

　　这一哲学通道本来是没有的。当时的革命家绝大多数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革命实践都是共同的、一样的实践，俄国革命的实践就是其他国家革命者都要遵行的实践。但照搬俄国革命道路的具体形式的中国革命却屡战屡败，而在当时被中共中央领导人批判的井冈山道路却能将革命引向胜利。在失败和成功的比较中，毛泽东提出了具体实践的哲学范畴，并把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相统一的新实践论提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虽然毛泽东并未这样明确地说过，但他的世界观是改造人类所处的客观世界和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联结在一起的世界观，前者的实践是普遍实践，后者的实践则是具体实践，二者结合在一起；他的认识论是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即具体实践中的统一)为总结论的认识论；他的历史观是认识论的进一步展开，复原历史创造过程，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正是在“具体实践”中进行的。毛泽东的哲学创新，聚焦为党的思想路线，其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的结合。这使具体实践范畴得以确立，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的辩证统一，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

　　(二)从矛盾普遍性范畴进到矛盾特殊性范畴，再进到二者统一的“矛盾精髓论”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对立面之同一的矛盾规律的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具体实践中的具体矛盾及其具体解决。从矛盾的普遍性进展到矛盾的特殊性，同样是中国革命实践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问题还不在于在哲学原理上规定此点，而在于中国迫切需要掌握中国的特殊国情，迫切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复杂的矛盾系统。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分析中国特殊矛盾及其体系，并据此而论证决策。毛泽东首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论述帝国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然后专门对中国国内的矛盾特殊性进行分析，写道：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伴随着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就令广大的赋税负担者和反动统治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困难，“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特殊的矛盾体系，让人“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也让人“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地不可避免”。在对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这样的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下了哲学断语：“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通路的进一步拓展。

　　(三)从客观真理范畴进到人民价值范畴，再进到科学维度和人本维度二者统一的“哲学架构论”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哲学教科书中，基于物质本体论理解，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书中有物没有人，有真理论没有价值论，有共产主义必定到来的论证没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呼吁。年轻的学者们，只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复读马克思哲学才发现其价值维度及它同真理维度的统一；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较早时期，毛泽东就已经讲“人”了：1943年12月写了《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5年4月讲了中国革命中的“个性解放”使命；1949年9月讲：“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在有着阶级划分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的社会中，产生了“人民”范畴，人民不仅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而且是人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于历史创造有两个判断：判断1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个“创造”在马恩著作是用Make来表达，或可译为“造就”，毛泽东干脆说“造”。这个命题的主要意义在否定历史是“神”创造、“绝对观念”创造的历史观；判断2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创造”的英译应是Create，包括人民的劳动创造、科技创造、文化创造、制度创造。这个命题的对立面是英雄史观、知识史观(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奇迹史观(认为历史的关键在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判断1是判断2的前提；判断2是判断1的深化。当我们说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时候，那是科学维度的判断；当我们说满足人民的需要是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的时候，那是人文维度的判断：二者统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

　　(四)从必然性范畴进到可能性空间范畴，再进到二者统一的“命运掌握论”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最重视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客观必然性”的揭示和论述。马克思晚年，针对人们把他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看作历史规律的误释，声明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那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这就是说：各个民族有各自的历史环境，要走出各自的革命之路。笔者注意到，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提到：资本占有劳动“不过是从一定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只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13)。这里的“暂时的必然性”，实际上是“相对必然性”。各个民族开辟自己的革命道路，就是在揭示“相对必然性”，而这个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毛泽东正是在开辟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可能性空间”的哲学学理的。考察毛泽东著作中特别繁茂的可能性论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我们看到不同性质的可能性的结构，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我们看到不同价值的可能性的结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我们看到不同实现几率的可能性的结构，三者相加，笔者把毛泽东的有机的并且有逻辑系统性的可能性思想，用可能性空间的范畴表达，提升了毛泽东论述的逻辑价值。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可能性空间？因为正是从对它的分析中建立实践指导规律，转化为实践行动规律，其连续展开，就构成具有相对必然性的正确道路。把所有这些哲学思考综合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前人从未建立过的命运掌握论。而所谓“命运”，就是“实践的初始条件系统约束下的一组可能性”；所谓“掌握”，就是掌握它的空间结构，找出正性的、足以实现人民价值愿望的、高几率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实践将其转化为具有相对必然性的成功之路。

　　(五)从真理之知到德性之知，再到“化理论为方法(以觅得真理)、化理论为德性(以弘扬道德)”的“智慧论”

　　哲学说到这里，笔者要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含的创新的学理，主要写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但就发展它的认识论，使之包含中国文化中的修身养性，实现从真理之知到德性之知的转化，则写在一位纯哲学家冯契的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演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有两个大的发展。一是从继承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到建立实行决策的规范论，从而实现反映和规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二是从继承真理标准，到建立价值标准，从而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两个发展中的第一个发展，主要是由毛泽东做的，第二个发展，主要是由冯契做的。其实，宋代哲学家张载就已提出：“知”有两：一为“见闻之知”，二为“德性之知”。前者由感官经验得来，后者由心的直觉得来。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个重要逻辑通路是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并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六)从历史规律范畴进到历史选择范畴，再进到遵循普遍规律和开展自觉实践相统一的“历史创造论”

　　中国共产党人从1918年接受李大钊转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就开始懂得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的发展规律。但在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这个规律论分析中国社会时，发现了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衡性作为首要因素使中国革命面临着一个可能性空间，这就要求中国人自己选择革命道路。选择范畴就来到了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中。毛泽东读李大钊，他们就选择范畴展开了讨论。李大钊写道：“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是促速或延缓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头。这个选择，必须正确地分析客观的情势，估量主观的条件，注意于整个过程的发展的链与环的关联，把所选择的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当作链子中的特殊一环来确定。”这是相当完整的“历史选择论”。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学习了李大钊的这部《社会学大纲》，读到选择这段给予很大的重视，写了党在历史上面对的选择，如西安事变如何解决的选择。在读书笔记中只提出一点补充：选择并抓住某种可能性，重要的是“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此项讨论，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历史规律论和历史选择论融合为历史创造论。其要点：一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论作为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特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结构；二是从中揭示中国革命前途的多种可能性，掌握其空间结构；三是在诸多可能性中选择正向的、有利的、实现条件具备的、实现几率高的可能性，指出战略决策；四是以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检验决策、完善决策，开辟出中国历史的前进道路；五是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七)掌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通道的意义

　　首先是证明的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能够的，既得的。因为不但有中国的伟大而特殊的实践和中国的极其厚重的文化作为哲学创造的基础，而且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可能性；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实现了的。由此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条逻辑通道上走进了中国的思想史，不是偶然地、零碎地、混杂地来到中国，而是造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新的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支脉。

　　然后是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的哲学范式的意义。范式概念是由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他多次给出定义，较晚时刻，他简明地提出：它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创造。就这一点说，我们已经陈述过“李大钊+”科学共同体、“毛泽东+”科学共同体、“邓小平+”科学共同体的历史联系和承续发展，已经证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哲学范式。伊姆雷·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发展了库恩的思想。他发展的地方，一是在内涵上具体揭示了范式的理论结构，设想了三个圈层：内层的“硬核”、中层的“辅助假说”、外层的“试验证据”；二是在外延上深刻指明了各个范式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各个范式得到检验和发展；三是提供了科学纲领保护和修正的方法。(14)笔者认为，一个巨大规模的哲学创造发展成为范式，应该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形成哲学方向统一、哲学信念共具的科学共同体，二是开辟了共同的研究领域，寻求共同问题的解答，三是建构了稳定的哲学理论的硬核，四是围绕理论硬核展开了完整的学理体系，五是确立了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方法。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哲学范式。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先后组成有着共同信念、共同价值的科学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就是面对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历史和当今人类实践中的中国实践，寻求掌握中国的命运和创造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他们开创了自己的哲学理论硬核，这就是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相统一的新实践论；作为新实践论的展开，建立了以中国人的实践及其视野中呈现的世界的世界观，涵盖反映论、规范论、道德论的实践论的认识论，人民自己创造历史的实践论的历史观，形成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掌握住以实践标准为基础的永远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方法。

　　笔者最后要说明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是实存的，但需要我们后人详细诠释，部分论述要予以学术化。历史延续到1978年，中国哲学界才得到机会，把实践唯物主义确定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的正解，也才意识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在实质上不是物质本体论哲学，而是在实践中创造中国人民崭新历史的哲学，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不是直观反映的思维方式，而是实践创造论的思维方式。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后人运用将潜在哲学内涵显性化的解读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两点：第一，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潜在的体系因子整合起来，揭示其体系性；第二，把潜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作中的非显性内涵显性化，阐明其理论创造。

 

　　参考文献：

　　①《艾思奇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②参见拙著《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4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1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⑥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⑦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⑩《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3页。

　　(11)转引自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0～361页。

　　(14)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