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中国电影理论的建设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渗透着外国理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使中国电影的阐释具有了某种话语操作上的自洽性与沟通性。这种自洽性与沟通性在未来中国电影理论的建设中依然应该成为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理论话语建构的原则之一。今天，基于当下文化氛围和历史境遇的中国电影阐释，外国理论似乎也面临无法自洽以及主体性虚化的尴尬。这也是促使中国电影学者寻找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概念和方法。对于这种可能性的探索是艰辛而布满需要理性和智慧进行选择的反思。

　　首先，这重反思是尊重电影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物质现代性。也就是说，当我们重置电影理论参数的时候，是无法改变电影自发明以来就具有的技术科学性和认知科学性。其次，是要尊重影像观看在意义建构中的选择性和多义性。这是当下中国性电影理论建设需要内置的基本前提。

　　技术的科学性，不仅使物质现实的再现具有逼真性，同时也使非现实物质再现同样具有逼真性。这种逼真的物质性再现在经历电影技术和电影语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已成为电影世界语的基础性价值。这种基于物质现代性的媒介特性，也是电影进行认知启蒙的重要科学手段。

　　电影活动摄影源自于科学发现的需要，并且在电影诞生之后，科学教育、历史再现、现实记录等非虚构影像实践一直是重要的影像传统，中外影史皆如此。在我看来，这种非虚构的影像再现传统，不仅仅是功能性的，而是人类认知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的信仰机制形成的影像本质。这一机制是相信影像现实，进入影像现实，并把这种看到的再现现实作为自身认知世界的外延和补充。相比从工业现代性的角度理解电影的物质现代性，中国性电影理论给予了更多符合国情的实践价值，而对于逼真的物质性再现的艺术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哲学思辨更需要我们在中国性理论资源中小心筛选加以辨别。

　　并非所有中国性理论资源都可被用于电影理论建设，特别是把那些异媒介的理论资源都看作是对电影中国性理论有影响的元素。对于电影而言，影像现实的物质逼真性是电影语言演进、电影类型发展、电影文化风格的基础，这是电影的科学观。无论是面对电影百年来的理论历史资源，还是身处当下新媒介、数字媒介创造的新的影像现实，电影的物质现代性都是不能被虚无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