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冠肺炎大规模侵袭所引发的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全方位大考，在更深层次上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应以高度的理性自觉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根据，全面揭示我国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本方向与必然趋势，全面把握顶层设计，自觉补短、补软、补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超越“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辩护逻辑，也不囿于具体科学的阐释，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哲学逻辑来剪裁中国现实，而要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将之提升到“差异的正义”的原则高度，将伟大的中国之治成果升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表达，全面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关键词：政治哲学 制度体系 差异性社会 差异的正义 顶层设计 生命政治

　　作者简介：任平，苏州大学教授。

　　2019-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肺炎大规模侵袭引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对“中国之治”的全方位大考。它不仅证明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方向和目标的正确性和迫切性，再一次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而且以深刻的经验教训凸显了以理性自觉逻辑发展和完善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①。我们应站在理性自觉和顶层设计的高度深刻阐明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并被“实践证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出场根据，深刻阐明为何坚持和巩固有着显著优势的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全面揭示发展和完善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基本方向与必然趋势，自觉补短、补软、补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绝不能局限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的辩护逻辑，也不能满足于具体科学的阐释，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哲学逻辑来剪裁中国现实，而要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将之提升到“差异的正义”的原则高度，将伟大的中国之治成果升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表达，全面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以理性自觉对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做必然性论证与合理性辩护，必然指向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身何以出场、何以创新的追问。为此，我们需要步步深入追问下列问题：第一，必然性辩护逻辑的方法论辨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的必然性；第二，历史与规范——科学把握“长期实践探索”的历史向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规范向度的关系；第三，必然性辩护的现实根基——差异性社会；第四，规约差异性社会的善治逻辑——差异的正义原则；第五，何以坚持和巩固制度体系——我国制度体系出场的合理性阐释；第六，何以发展与完善制度体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把握我国制度体系的未来走向与必然趋势。

　　一、方法论辨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何出场

　　从理性自觉和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出场根据和必然性、合理性进行辩护，首先需要做方法论辨析。

　　方法论辨析的问题之一是：对于“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并经过“实践证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论证，是否依然需要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展开必然性、合理性辩护?答案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②。实践形成、实践检验、实践证明并不能排除理性自觉逻辑出场的必要性。任何实践本身都既包含着事物的本质性向度、必然性联系和规律性趋势，同时也包含着偶然性、表象性、暂时性和相对性的因素，实践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理性自觉的逻辑反思，才能加以解析，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表象性中的本质性、暂时性中的恒久性、相对性中的绝对性揭示出来，形成纯粹的逻辑表达。深植于中国道路伟大实践中的实践根据，不应排斥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因为即使一千次的成功实践，也并不必然保证理论在一千零一次的实践中有效。这次战“疫”是一次对“中国之治”的全方位大考，表明经过以往实践证明的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补短、补软、补缺。对未来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我们依然需要站在理性自觉高度展望其必然趋势并结合伟大实践进行验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强调的方法论原则。思维的逻辑与实践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前者自觉，后者自发；前者纯粹，后者复杂。正如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方法论时所说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而对于阐释理论而言“逻辑的方法是唯一适用的方法。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它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③。因此，长期的历史实践形成、实践检验与实践证明并不能代替和排斥理性自觉和逻辑思维的论证、辩护和阐释。相反，在概括和总结伟大的中国制度实践成果时，“逻辑的方法是唯一适用的方法”。在这里，逻辑的方法即对实践进程做理性自觉的思维表达与辩护，其重大意义和困难并不亚于实践进程本身。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援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评论埃利亚学派关于运动争论时所说过的话：问题和困难不在于现实中有无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思维中理性地表达它。没有理性自觉的思维逻辑的表达和辩护，就不可能在理性意义上呈现完整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所阐明的制度图谱也就可能被无处不在的或然性、局限性和偶然性所困扰，我们的顶层设计就无法真正实现理性预期。理性自觉最经典的方式当然是哲学。一种伟大制度的实践成果只有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才能达成理性自觉；同样，一种哲学思想只有转化为实践探索才能达到实践自觉。

　　方法论辨析的问题之二是：对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出场的实践根据加以总结是否只需要纯粹经验主义的辩护逻辑?答案是否定的。对客观感性活动的主观表达至少有三个层次：经验、具体科学、哲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经验主义逻辑曾经起过“发现与辩护”的关键和主导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走了一条前无古人之路，不可能从过去的本本或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只能诉诸“大胆试大胆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的实践探索，来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因此，经验作为“亲知”和第一手知识不仅成为“发现的逻辑”的知识基础，更成为唯一可靠的辩护逻辑。然而，经验属于感性认识范畴，是对事物外部的、感性的、具体的联系的反映，经验内容中所包含的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和必然性的关系，都被事物表象的、片面的和暂时偶然的联系掩盖与纠缠，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如果囿于经验而未及时地将经验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那么就必然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教条，也就既缺乏足够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的辩护根据，也不可能达到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远眺发展和完善制度图谱的方向性和目标性的境界。

　　方法论辨析的问题之三是：关于制度实践成果的概括与总结能否仅限于具体科学表达?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具体科学的阐释与表达呈现“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的特征。言之“深刻”，是因为以专门研究各个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制度为对象的具体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穿透了经验的表象，触及了各个领域制度对象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反映和表达了分门别类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因而成为科学表达，为我们总体把握奠定了科学理性基础。所谓“片面”，则指上述具体科学仅仅分门别类地反映和解释了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门类分化的学科领域处在“散漫无机的完整性”状态，而没有从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总体上来把握其一般本质和总体规律。为此，超越具体科学阐释目标，对总体制度体系出场根据的深刻追问和理性辩护一定要叩响政治哲学的大门。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政治化，对各个现代性领域治理根据的彻底性追问都指向一种广义的政治哲学；二是现代性社会的危机都是系统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治理需要综合操作、整体把控，只有跨越各个领域、门类的壁垒，达到政治哲学所聚焦的总体制度体系的高度，才能发现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根据；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视域，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人民理想的、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这必然要求研究视域超越具体实证科学的地平线，进入哲学视域，引入善治导向，将事实的必然性与价值导向相统一。

　　方法论辨析的问题之四是：关于制度实践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能否基于简单平移的西方政治哲学视域剪裁中国现实?答案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学界自觉地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拿来主义态度，翻译引入许多西方政治哲学经典，从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所表达的新自由主义到亨廷顿、布坎南等人的新保守主义，从桑德尔、沃尔夫的社群主义到卢曼的系统哲学，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到吉登斯和贝克的反思现代性理论，从施特劳斯的正义观、生态政治学中的“红绿对话”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等等，真是“茫茫九派流中国”，蔚为大观。在全球现代性语境中，借鉴“他山之石”对于我们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我们需要也必将持续需要以开放的态度进行这种学习和借鉴。然而，这并非指搬用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与话语来剪裁中国现实的方法就能科学地为我国制度出场做必然性和合理性辩护。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除了存在着如是否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等分属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理论立场的对立之外，在辩护的方法论上也存在着原则上的不同。其一是西方政治哲学辩护的方法论都是“政治形而上学”系统，起点和基础都源自一个先验原则。无论是罗尔斯还是哈贝马斯，都是从一个先验抽象的原则出发：在罗尔斯那里是“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而在哈贝马斯那里是“普遍语用学”或话语层次的“交往行动”四原则。其二，他们都通过演绎法将先在、先验的原则推广到现实，让哲学家的原则在先的思辨成为现实世界的造物主。罗尔斯用“无知之幕”作为演绎的初始条件，而哈贝马斯则称之为“普遍语用学”，也就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关于话语交往行为的原则如何通过形而上学的“分有”即演绎而应用(语用)到具体交往行为中去的过程。其三，从一般到个别的推论，就是政治形而上学的演绎逻辑。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遵循要从现实的“市民社会”出发说明国家制度本质的唯物史观原理，强调阐释逻辑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出发，将制度体系仅仅看作是这一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表达和制度安排。揭示现实社会需要，就是揭示了辩护的理性根据，最终都指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然出场。

　　因此，方法论辨析旨在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揭示它肩负着一系列重大使命。它要全面梳理和继承原初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深度解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的重大命题；要全面展开与西方政治哲学、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哲学的积极对话并吸收其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要立足于中国道路的当代制度实践，回应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进程中对公平正义的需要；在全民战“疫”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开创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要全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以充满远见卓识的“顶层设计”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