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对刑罚的理解置于历史情境当中，当可发现，各古代民族或国家适用不同的刑罚，确乎各有其道理。

　　日耳曼人的法律是启发孟德斯鸠的一大源泉。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多次提到日耳曼人，或者由此阐发一种谋生方式对法律起源和形成的影响，或者描述其独特法律的演化过程，或者从中看到法律的多样性。当孟德斯鸠讨论刑罚时，日耳曼人的罚金被孟德斯鸠推到读者面前。

　　日耳曼人的刑事处罚以罚金为主，孟德斯鸠解释说，这是因为按照其民族的自由而好战的观念，只能在手执武器时才能流血，平时是不能流血的，故处罚金。当然，对此的朴素提问便是——罚穷人，穷人很在乎；罚富人，富人是否在乎？如此罚金是否有威慑力？孟德斯鸠举了日本的例子来作为对日耳曼人的提问。在古日本，情况恰好反过来，只处以肉刑，不处以罚金。

　　如果我们把对刑罚的理解置于历史情境当中，当可发现，各古代民族或国家适用不同的刑罚，确乎各有其道理。日耳曼人以游牧为生，不以置不动产为追求，所以在财产方面，其所在乎的便是动产，富人重视财宝，贫者重视生活物品，当此之时，罚以财富，便能对其生活形成威慑性的影响。重要的是，作为游牧民族，生活以流动为主，统治者尚且如此，难道还要为囚徒准备固定的监狱？监狱难设，若刑罚变为肉刑，则肉刑会使得一个受刑者失去劳动或战斗能力，对于人数不算众多的一支力量来说，这也是一种损失，由此，罚金便成为重要的选项。

　　进一步说，日耳曼人极为重视荣誉，处以刑罚本身是一种羞辱，这种耻感，加上财产的损失，对其威慑为不敢再犯，对社会形成犯罪者受处罚的正义评价，就实现了刑罚的目的了。由此，日耳曼人选择罚金，实为契合本民族的一种考量。

　　而对于古日本来说，情况确乎相反，作为非游牧民族，日本的考量排除了日耳曼的刑罚基本点，作为对非流动的人数不少的农业式居民的处罚，既不十分重视被处罚者的劳动力和战斗力，又更强调对于土著长居者的威慑以求减少犯罪，肉刑便成了重要的选择。

　　如果说古日耳曼的罚金里不仅在乎威慑，而且在乎正义，而古日本的肉刑则威慑大于正义，则古人对于报复刑的设计，其刑罚方式不同于罚金，又是一种较为原始朴素的融肉刑、威慑和正义于一体的刑罚。报复刑，在孟德斯鸠这里，指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仅要处以肉刑，还要处以相同部位之伤害的肉刑。显然，在威慑方面，报复刑与肉刑有同等的考量，而在正义方面，这是一种最清楚明白的看得见的朴素正义。

　　罚金、肉刑和报复刑，都在其情境里产生，而当其随着观念的进步和时代的进步而演进时，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论法的精神》说：“《十二铜表法》中采用两种和缓办法：第一是，除非没有办法抚慰被害人，绝不判处同等报复刑；第二是，在定罪之后，罪犯可以支付损害赔偿金。这样，肉刑就变作罚金了。”《十二铜表法》部分地把报复刑转为罚金，自然是巨大进步，这表明，朴素的威慑观和正义观下的报复刑，转换为不损及尊严和不增加明显肉体痛苦的文明方式，这正是威慑观和正义观的升级，人们发现，这样的处罚方式，同样可以实现威慑和正义。仔细看，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十二铜表法》不单纯是孟德斯鸠所讲的肉刑转化为罚金，其中还有赔偿的考量。赔偿与罚金是不同的，赔偿在于给予被害人以利益补偿，《十二铜表法》于此，是有强烈的被害人关怀的。这种关怀，就在威慑和正义之上，又增加了人文、人道和人本的色彩。

　　进一步说，孟德斯鸠在后来的篇章里又举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例子，对盗窃和购买盗窃物品的行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刑罚亦是罚金，并且处以同等程度的罚金，然而法国当时对盗窃的处刑乃是死刑。这是罚金给人们的另一个启示，当肉刑和死刑等方式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时，罚金的方式相对灵活。我们似可推断，孟德斯鸠本人是颇为欣赏罚金的。罚金在他这里是古老的日耳曼人刑罚方式，却有意无意当中将文明观念注入了刑事法当中。（作者系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