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恩格斯的独特贡献与历史效应

Historical Materialism:Engels' Unique Con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ffect

　　作者简介：张有奎，林雅玲，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张有奎，男，陕西凤翔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林雅玲，女，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反对思想观念统治现实生活世界的神话学，乃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捍卫、深化和传播方面有独特贡献，是当之无愧的“第二小提琴手”。这种贡献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独立地走近唯物史观，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并与马克思共同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他在论战中捍卫、在捍卫中深化唯物史观，深入阐发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误解；三是他在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遗产深刻影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第二国际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pposes the mythology which holds that ideological concepts rule the real-life world.It is "the only correct worldview" and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Marxism.Engels has a unique contribution in the creation,defense,deepen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his reputation as "the second violinist" is well-deserved.His contribution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Firstly,he independently approach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Marx's thoughts,and worked with Marx to clarify the basic position,viewpoint and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Secondly,he defended and deepen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controversy,elaborated o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dispelled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such as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dogmatism.Thirdly,his theoretical heritag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viet-Russian Marxism,Western Marxism and Sinicized Marxism,which in turn influenc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fter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关键词：恩格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Engels/historical materialism/Marxism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研究”(18BZX007)。

 

　　列宁说：“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①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它反对思想观念统治现实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神话学，强调唯物主义阐释原则和真正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实现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变革，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合作的历史见证。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他在唯物史观方面的独特贡献，纠正学界轻视或淡化恩格斯的偏颇，乃是我们的理论责任。

　　一、“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唯物史观的创立

　　恩格斯使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并无严格的区分，因而这里也不拟卷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术语之争，概称之以“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从物质关系的角度解释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强调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在此之前，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仅仅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毫无例外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根源在于他们无法正确地解答历史之谜。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趋势进行科学的解释，从而无法寻找到推动历史变革的真正主体力量。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冲破重重迷雾的原创性成果。恩格斯在创立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之探讨，必须通过回归唯物史观的起源和出生地，再现恩格斯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转变的复杂过程，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其一，独立地走近唯物史观。虽然青少年时期的恩格斯接受保守的宗教世界观教育，但理性时代的科学知识等精神养料和现实的政治运动刺激了他的思考，促使他清算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神学世界观。1839年下半年，恩格斯借助青年黑格尔运动找到新的立脚点，从而最终摆脱了宗教蒙昧主义。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向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转变不仅是理性对信仰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过渡。”②但是，青年黑格尔分子脱离实际，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空谈理性与自由，满足于批评和指责，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别在于，他没有走上抽象的自我意识哲学道路，而是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对爱北斐特和巴门贫苦工人的悲惨生活有深切的同情，并试图从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原则和辩证法出发，推导出革命的政治结论。1841年在柏林期间，恩格斯受到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逐渐摆脱施特劳斯的泛神论观点，转向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从彻底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捍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1842年，他给《莱茵报》积极撰稿，揭露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内在矛盾，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把矛盾的实质归结为自由主义原则本身。

　　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的不同在于，他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并力求探查其理论本质。第一次拜访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研究政治经济学，关心工人运动和英国工业发展状况，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彻底性，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向。他清醒地认识到，经济事实是现代世界中的决定性力量，也是现代阶级对立产生的基础。他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撰写了著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主旨在于研究私有制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同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研究价值、竞争、垄断等基本范畴，是私有制关系的反映，具有反人类和非人道的性质，必将引发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大纲》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指责它把人变成了商品，强调它的不合理性。其成就在于，它从规律和本质的角度看待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曾经把这篇文章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③。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针对卡莱尔的书评也体现了他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立场。卡莱尔痛斥资本主义的金钱统治和对人的贬损，但他同时批判唯物论和无神论，主张恢复宗教信仰。恩格斯同意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但不同意他对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态度，反对他的社会治疗方案。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人的本性，要通过唤醒人们的自觉意识去实现它。

　　青年恩格斯对社会问题和经济关系的重视也可从他随后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窥见。他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并在亲身观察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非人状况，分析了它的社会根源，认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他指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认为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必须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肩负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这一看法已经非常接近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恩格斯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撰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自我评价说：“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④列宁给予恩格斯这本著作高度的评价：“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⑤

　　1845年秋之前，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几乎同时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说：“他(指恩格斯——引者注)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⑥

　　其二，首次合作批判青年黑格尔派。1844年8月，恩格斯绕道巴黎再次拜访马克思，首次受到马克思的热情接待，原因是两人在理论领域各个方面的惊人一致。他们决定清算鲍威尔等人的极端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在巴黎逗留十天，与马克思共同拟定了《神圣家族》的大纲并写了序言。就写作分工而言，马克思承担了大部分任务，但核心观点无疑是两人的共同见解。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部伟大著作，主旨在于批判思辨哲学，尤其是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鲍威尔是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左翼，他和朋友创办的《文学总汇报》充斥着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的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能止步于纯哲学的批判，必须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经济批判。鲍威尔等人的理论批判活动始终没有摆脱神学批判的窠臼，满足于无限自我意识(这是绝对精神的漫画式说法)的绝对统治，把一切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把历史的真正推动者看作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否弃人类历史的现实发展。换句话说，鲍威尔等人局限于观念的小圈子，没有走向现实的政治批判。举例来说，黑格尔把果实的概念实体化，视为现实的水果的本质，而把现实的果实的存在看作一种假象，鲍威尔等人就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辨唯心主义是真正人道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针对鲍威尔等人把个人和群众、精神和物质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⑦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超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唯物主义，摈弃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不再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为不变的人性或道德要求。他们摆脱了异化史观，开始着手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从社会实践方面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尚未形成新历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唯物史观创立的要害。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思辨形而上学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突破的关键在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各自的方式，实现了这种突破，走向新世界观的“日出”。有人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的内在结合产物。这种说法依然停留于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没有意识到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不是科学的说法。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彼此之间相互启发的作用大小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麦克莱伦认为：“1844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⑧他认为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⑨。其观点在学界未有定论，但普遍的共识在于青年马克思深受青年恩格斯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顺便说一句，恩格斯对马克思成就的贡献不仅在于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终生的经济支持和伟大友谊的情感方面。

　　其三，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共同阐明唯物史观。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挣脱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从之前的哲学信仰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这一任务显然并没有在《神圣家族》中完成。当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之后，他们认为有必要正面阐发自己的新世界观，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它首次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了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论证了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历史活动的前提，指出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论述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⑩这种历史观的概括性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进行大同小异的重复性叙述。比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行了更为清晰准确的表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多个版本的序言、《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多封书信中又简要进行说明。

　　必须指出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未完成的手稿，没有总标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寻求出版，但遭遇阻挠，最终仅仅在1847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8月号和9月号发表第二卷第四章。马克思说：“当1845年春他(指恩格斯——引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1)

　　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成果。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认为：“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2)考虑到马克思刚刚去世的语境、恩格斯的谦和性格、他们的理论合作和前期的世界观转变，我们有理由认为，恩格斯的这些说法应是过谦之词。在随后的一些说法中，恩格斯的态度有所改变，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的理论贡献。“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1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14)马克思从没有对他们两人的理论合作贡献度大小进行过公开评论。参考恩格斯的说法和他们实际的理论工作，两人显然都是高瞻远瞩的伟大人物。列宁认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15)。卡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本身的头等问题。”(16)有人故意制造出“马恩对立说”，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不同，这种看法夸大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性格、视野和研究分工方面的不同，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谬论。我们从现有材料出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基本立场和观点方面具有根本的一致性，马克思的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承担第一小提琴手的重任，恩格斯拉“第二小提琴”。

　　二、“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捍卫和深化

　　在捍卫中深化，在深化中捍卫。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遭到形形色色的诘难和误解，恩格斯在论战中坚决捍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深入系统地阐发它的科学性，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等错误主张。他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当时最详尽的阐述，在一些其他的重要著作和晚年书信中，也针对别人的困惑和自己的新认识不断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见解。

　　(一)唯物史观的捍卫

　　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各种错误观点，捍卫了唯物史观。杜林的学说在工人阶级政党内部造成思想的混乱，恩格斯认为有必要消除杜林的影响。他把杜林的学说比喻为“酸果”，批评它为“放肆的伪科学”“高超的胡说”。

　　其一，批判杜林的先验主义，强调原则的派生性。恩格斯指出，杜林把原则看作出发点和绝对的存在，这是颠倒了原则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没有追问原则和意识的根源所致，它实质上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7)。杜林的所谓“世界统一于存在”不同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乃是一个折中主义的观点。在道德和法的问题上，杜林强调绝对真理、终极真理和超阶级、超历史的道德观、平等观、自由观。恩格斯指出，道德和法都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具有阶级性，一切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其二，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强调辩证法。在杜林看来，否定就是简单地说“不”。恩格斯认为，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它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辩证否定观和形而上学否定观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助于说明“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但它不可避免地陷入非此即彼的局限之中，无法说明事物的内在变化和彼此间的联系，这和辩证法从整体和本质上考察事物的联系和运动不同。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当然，黑格尔的缺陷在于他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杜林没有抓住黑格尔的真正贡献，却吸收了他的唯心主义错误。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8)

　　其三，批判经济决定论，强调“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的关键在于，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经济关系在历史演进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不排斥思想领域的反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的第二性作用。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从来不否认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进程的影响，“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9)。恩格斯指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政治、传统、法律、哲学、宗教的观点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借用“力的平行四边形”说明，历史的进行像自然过程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历史结果虽然达不到任何一个人的愿望，但每个人的意志并不等于零，而是汇为一个总的合力，都对合力有所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追随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经济因素误解为他们赞同经济决定论，结果造成“惊人的混乱”。恩格斯自我批评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0)

　　(二)唯物史观的深化

　　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发展完善的过程，唯物史观也不例外。在《提纲》和《形态》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恩格斯多次阐扬和深化唯物史观研究。他的阐发可以从动机、内容、路径等方面进行探求。

　　其一，在动机方面体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具有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理想情怀和勇气，并且认识到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的辩证统一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自觉掌握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摆脱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和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困扰，看清历史方向，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革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理论武器的锐利程度直接影响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具体到每一文本的写作，动机又各有不同。比如，恩格斯1888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宣布，这本书的动机在于“还一笔信誉债”(21)，简要而又系统地阐明他和马克思在狂飙时期如何借助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当然，就写作的契机而言，它又是恩格斯应约撰写的批评性书评文章。

　　其二，在内容方面涉及多个重大主题。(1)深刻分析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贡献和局限，阐明它们和唯物史观的关系。唯物史观创立的母体就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回顾和评价他们的哲学是深化理解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22)。也就是说，黑格尔不承认柏拉图以来的绝对真理之说，强调事物的暂时性和过程性。他的问题在于，体系的需要造成了自身的绝对化，导致悖反的局面。费尔巴哈的意义在于，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破除了黑格尔的魔法，炸开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问题在于，费尔巴哈不是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有惊人的贫乏，他空谈道德、宗教和抽象的爱，不能按照人与人之间的本来面貌看待彼此的关系，他的自然和人是非历史的抽象存在，不能找到从抽象王国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任务正是在于，接着走下去，从而创立唯物史观。(2)讨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这指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认为，这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关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争论，也就是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话题。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根本性意义。他指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现代历史的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3)系统而科学地阐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具体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社会是以血族关系的家庭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并支配了社会。私有制是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存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手段。恩格斯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23)(4)拓展辩证法研究。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也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并创立唯物史观的主要理论资源。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强调历史性，它的规律是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共同规律，而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理论思维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理论具有不同时代的内容和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辩证法不是把外在的原则和规律塞到现实的事物中去(像黑格尔那样)，而是从现实的事实中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24)

　　其三，在路径方面重视应用中发展。唯物史观不是自娱自乐的学问，而是始终着眼于当时的重大现实问题，始终关注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制和命运，阐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条件，在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撰写的纲领性文献，他们为了让同盟摆脱空想的性质，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说明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阐述了阶级斗争的社会动力作用。他们清晰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意义，同时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就如同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一样，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必然造就自己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5)这里的诸多论断都是深化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观点。如果说恩格斯的各种论战是唯物史观的捍卫和辩护，那么，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并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深化过程。当然，这种运用是多样和复杂的境况。

　　(三)反对教条主义态度

　　恩格斯多次论及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和马克思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6)。原因在于唯物史观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它提供的不是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不是先验抽象的原则，不是意识的空话，而是真正的知识，源自对现实的描述和对历史发展的概括。换句话说，唯物史观的核心在于凸显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和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反对从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编写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追随者把唯物史观这种理论抽离它赖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景而普遍化和抽象化为非历史的一般原则，进而以之剪裁历史事实，这就走向了唯物史观的反面。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7)“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8)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不是套语和标签，不是构造体系的诀窍，而是研究工作的指南和方法，它要求研究全部历史及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9)

　　三、“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唯物史观的历史效应

　　列宁评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30)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学说，由此奠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左翼组织普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形成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和各种各样的斗争策略，无产阶级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他的清晰而简洁的写作风格及权威地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居功至伟。20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诗离不开恩格斯的理论遗产，尤其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麦克莱伦说：“恩格斯显然是一位现代思想大师……数以百万计的忠实于正统共产主义的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主要受惠于恩格斯——至少在历史学和哲学领域。”(31)

　　其一，苏俄马克思主义受到恩格斯的重大影响。恩格斯生前就多次指导俄国革命者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其他学说，科学分析俄国形势，直接培养了俄国大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唯物史观破除了思辨形而上学的臆造，科学地阐明历史的本质和动力，强调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放弃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看作一个脓疮，而是寄希望于这个革命的阶级，着力于唤醒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两位现代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第一次让无产阶级领会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且肩负伟大历史使命，他们锻造的理论武器推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说：“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32)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同意唯物史观的观点，主张折中主义的多因素决定论，强调“回到康德去!”这种否认和责难是在摧毁马克思主义大厦的基石，因而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但激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深受恩格斯影响的普列汉诺夫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地说明了历史的理论，伯恩施坦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混淆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他也驳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错误看法。列宁曾对普列汉诺夫反对修正主义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33)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的基础部分。在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借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结合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俄国的实际情况，批驳了民粹派的“人类天性论”和“个人创造历史”，提出“一国胜利论”，强调了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这些理论在实践上最终表现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新纪元的开辟。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的结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形成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被称为苏联模式，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展到欧亚等多个国家。这个模式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唯物史观的要义和精髓。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承认恩格斯的历史影响。《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苏联时期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经典文本依据。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之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分地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因素，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诟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纲领，侧重从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方面批判资本主义。麦克莱伦说：“他(指恩格斯——引者注)在晚年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作的评论乃是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讨论的出发点。”(34)此外，恩格斯关于利用和平手段取得革命胜利可能性的探索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后人们的关注，成为诸多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的理论指南。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卢卡奇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35)他的这一看法有新意，也突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框架，但却是从黑格尔的角度解读，因而有失偏颇。柯尔施讥笑第二国际的偏颇，强调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碎片化在于，社会革命理论脱离政治斗争实践，蜕变为纯粹的理论活动，变成一些理论公式。革命理论不再是革命实践和革命行动的先导，不再具有直接的革命性，而是成为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温床，这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断裂的恶果，也恰恰是柯尔施试图解决的问题。葛兰西深化了唯物史观中的上层建筑问题。他的任务在于，探查工人阶级违背自己的根本利益而默认资产阶级统治的原因。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有暴力强制和非暴力强制两种方式，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是通过教会、学校和工会等设施，通过宗教、教育、习俗等中介实施的非暴力统治。无产阶级被说服教育，接受和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在思想意识上被支配。他认为，通过阵地战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努力，无产阶级首先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霍克海默反对以自然科学为标准建立起来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主张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概念工具的批判理论。他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和文化工业批判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悖谬性和非人性，揭批了人与物的颠倒、目的与手段的颠倒。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是他们综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流派的跨学科尝试，主旨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并探索社会主义。这种主题和研究笼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巨大的身影之下。

　　围绕唯物史观的争论依然是持续的热点。哈贝马斯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哈维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新思路，此外还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不论赞成、发展、曲解还是反对，这些探讨本身就表明这一理论的重要影响。

　　其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受到恩格斯的深刻影响。恩格斯是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3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不同时期的中国实际，独创性地探索和总结的结果。比如，阶级斗争和革命领导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建设、科学发展、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等，这些话题是在与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37)

　　总之，恩格斯和唯物史观之关系的梳理旨在厘清恩格斯的重要贡献，凸显“第二小提琴手”的应有价值，克服淡化或矮化恩格斯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38)历史和现实表明，唯物史观在当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唯有遵循它的指引，才能在新时代背景下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①⑤(15)(30)(32)(3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5、80、52-53、53、81页。

　　②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8页。

　　③⑥(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3、33-34页。

　　④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5、286页。

　　⑧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⑨(31)(34)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7、“前言”第3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

　　⑩(12)(25)(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252、284、248页。

　　(13)(19)(20)(21)(22)(23)(27)(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696、698、212、216、174、691、695、742-743页。

　　(14)(17)(18)(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7、374、484、351页。

　　(16)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3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6页。

　　(3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要闻版)2018年5月5日。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38)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