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退场，新保守主义重新抬头，不少政客不积极团结抗击疫情，任由本国民众自生自灭，使本国经济持续低迷，国内民族、宗教矛盾频发，社会大溃败一触即发。为转嫁国内危机，西方不少政治、舆论精英开“逆全球化”倒车，不断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高质量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显现出优越性的事实。西方政客为反智主义站台，不仅损害我国人民的利益，更会损害整个人类利益，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

　　反智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

　　反智与理性直接相对。反智主义最早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提出。他指出，反智主义，又称反知识主义，是一种反对理性与智性价值的批判性取向。反智主义者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是有害而无益的，并怀疑或鄙视知识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否定他们对知识的固化阐释，寻求知识阐述的平等权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的发达极大助推了反智主义的流行，对理性思辨和客观真理的不屑一顾造就了“非理性时代”。而在非理性的误导下，民粹主义作为显性的思潮和公众行为也随之流传。

　　为维护本阶级利益，在西方政客中一直存在一些反智主义者，他们以社会知识精英为重点攻破对象，并通过他们输出错误的、片面的价值观和谎言来构建本阶级的话语体系，散布、推销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借此来愚弄本国民众，误导别国民众挑起民族、宗教矛盾，制造整个社会矛盾和动乱。概括起来，他们的目的有二：一是维护国内阶级统治的稳定；二是扰乱别国的社会稳定秩序。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本阶级最大利益。

　　近些年来，反智主义一直隐匿在知识精英群体中，尤以美国为盛。美国政治精英们借助反智的集体无意识，对外通过舆论战、心理战、文化战、思想战等手段培植网民的对抗思维，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假想敌”，挑起别国的战斗；对内通过网络娱乐化、错误思潮和富有鼓动性的口号迷惑网络选民，获取竞选选票。如特朗普的当选就是网络反智主义模式成功运作的结果。

　　纵观近些年发生的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网络意识形态战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反智主义长期作为隐秘的侵蚀力，不断削弱网民的理性思考能力，干扰网民形成理性的判断，容易信奉被美化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尤其是少数知识精英，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等大是大非面前，守不住底线，以身试法，触碰红线，给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因为，知识精英相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对社会的影响力大，一旦他们的价值观发生偏颇，将误导更多网民趋之若鹜，进而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甚至威胁总体国家安全。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抵御反智主义侵蚀

　　事实证明，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而我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国人民利益受损必将影响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对此，我国必将承担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坚决抵御反智主义的入侵，切实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0%。其中，20—29岁、30—3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9.9%、20.4%，高于其他年龄群体，5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0年3月的16.9%提升至22.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高龄人群渗透；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8.8%。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3.7%；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占比为17.4%。网民大规模呈现年龄两极化发展、学历整体偏低、职业结构不均匀等现象，决定网络将长期成为反智主义传播的土壤，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最大变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他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增强网民抵御反智主义意识和行动的具体举措上，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构建数据协同共享机制，实现权威信息传播“零距离”。重大事件一旦发生，何时发布信息、发布哪些信息、以什么方式发布信息、面向什么群体发布信息等直接考验治理者的水平。近年来，多起舆情事件所造成的后果表明，权威信息发布不当，往往直接导致网络安全风险次生灾难。而要确保权威信息传播及时、准确传播，关键要建立健全数据协同共享机制，抢占信息发布、传达的“第一时间”，扫除“灯下黑”；建立健全重大事件信息员队伍，完善培训培养机制，着力提升信息员队伍的安全信息素养，实现权威信息传播“零距离”，确保真相、实情到达每个客户端，不给反智主义者抹黑、造谣以可乘之机。

　　第二，警惕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生活化。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载体、形式主要是传统的文艺作品及网络文化产品，如美国大片、日本动漫等。生产、制作者一方面将娱乐文化与消费信息捆绑销售，在网络空间销售傻、萌等泛娱乐化文化；另一方面，注重网络舆情信息收集，通过扶持基金会、学术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培植代言人等手段，丝毫不放松对我国网民的心理、思想研判，以便其精准施策，编织一个个网络暗网，产生较强的意识形态吸附力。为此，要防止中高龄、中低学历人群被境外敌对势力争取，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生活化的表现、危害的鉴别，将其纳入网络安全治理的主责和网络安全素养提升的重要内容；着力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内容建设，引导网民争当网络先进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主动占领、瓦解网络安全风险信息内容的滋生、传播空间。

　　第三，教育引导大学生将网络参与思维转变为治理思维。上网、用网已成为生活、生产方式，大学生几乎全部成为“网络原住民”。因此，在实践上，要引导大学生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化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具体行动。网络安全风险防范的关键因素是人，不能将具体的人置于治理之外。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的使用者，也可用一次转发、评论、发布信息制造、助推网络安全风险。在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呈现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导致网民对主流价值观认同难。因此，各高校要尽快设置总体国家安全观科研机构，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全方位教育引导大学生转变参与、使用网络的单向思维，而要树立治理思维，改变对网络的虚拟认识，明确自我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为此，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认识论和世界观，充分认识到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同等重要，不是一个无限制的、自由的虚拟社会，急需道德、法律对网络空间进行塑造，以此促使人转变陈旧的网络观，推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并轨运行，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共同增进人类福祉。

　　【本文系湖南省2020年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网络安全空间治理模式及其创新研究”（XSP20YBZ126）的阶段研究成果】